我在《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论述了“要素禀赋和贸易优势不全是天然的，而是可以创造的”。尽管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分工不能在短期内迅速摆脱特定的土地、环境、劳动力等历史背景，但是安于落后生产结构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在极端激烈的产业竞争和国际“赛跑”中，一个国家哪怕是跑得稍微慢一点，都会把竞争优势拱手让人——“新结构主义”的国际分工主张不仅会葬送中国的未来，甚至也不能保证中国的现在——任何阶段的全球先进产业都可以获取超额利润，而成熟产业只能获取微薄的要素报酬，没有任何全球贸易机制会保障那些敢于牺牲自己、勇于壮大成熟产业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不被压榨到最后一分钱。

在《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中，还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周期”，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市场体制本身，也不是边际效用递减造成的需求不足，而是因为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因此，维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既不能指望“五年计划”或产业政策，也不能靠刺激需求，更不能安于现在的产业结构和所谓后发优势，而必须奋起直追，尽快改善中国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经济结构，尽快完成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

为了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当前须借鉴三十年前邓小平改革和里根主义的政策元素，大幅降低企业税负成本和融资成本等间接供给约束，放松垄断和管制等直接供给约束，盘活现有资源存量，解放生产力，启动十年增长。而要实现三十年以上的经济增长，必须解除供给抑制，激活“五大财富源泉”，综合利用“三种财富增长模式”，并靠全新的人口、城镇化、金融、贸易和国防战略，才能引领中国经济走上持续繁荣之路。如果视野再放长远一点，单纯从财富角度看，人类社会已进入软财富时代，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传统工业之死，要实现国强民富的“中国梦”，既不能靠传统的农业生态财富思想，也绝不能靠过时的工业硬财富思想，更不能按照新结构主义的后发优势等着被历史淘汰，而应该抓住软财富革命的时代契机，从家庭、企业和国家层面，依靠软财富战略，决胜新百年。

林毅夫教授在多个场合指出，后发优势仍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二十年以上的高增长。不可否认，中国经济未来确实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这种潜力绝不是源于新结构主义学派的后发优势，而是源于短期内能否用新供给主义重启改革，中长期内能否采取正确的人口、贸易、金融、国防和财富战略，从而走上百年持续繁荣的富民国强之路。至于新结构主义和后发优势理论，不仅不能维系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反而会继续误导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介绍：经济学家，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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