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作者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确实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这种潜力绝不是源于新结构主义学派的后发优势，而是源于短期内能否用新供给主义重启改革，中长期内能否采取正确的人口、贸易、金融、国防和财富战略，从而走上百年持续繁荣的富民国强之路。

前不久，林毅夫教授在FT专栏撰文指出（可参见《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的周期性因素所致，未来中国还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每年8%增长的潜力，而这种高增长的潜力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来自于他2012 年回国后发表的新结构主义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和以廉价的劳动力，大量资源投入，甚至牺牲环境为支撑的外向拉动型经济结构，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而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思想和后发优势理论，事实上是在为维系落后的经济结构提供理论支持。因此，新结构主义从一诞生就饱受学界和舆论的批评与质疑。但研究发现，大部分人的批判，要么是将新结构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国际分工的产业基础，要么批评以此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扩大主张，甚至从新结构主义可能导致的结果去怀疑林毅夫教授的动机，而很少有人从新结构主义理论本身的瑕疵去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林毅夫先生所谓新结构主义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要素禀赋理论，从一开始就是有瑕疵的，因为它过度强调了自然禀赋的作用，而忽视了贸易本身在促进国际分工、形成优势过程中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要素禀赋的结构是相对给定的。这一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最优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环境等。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每阶段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由其特有的禀赋结构决定。虽然新结构主义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政府在基础设施改进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演进。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相对优势的源泉在于不同地区的资源要素禀赋差异，根据要素禀赋论，劳动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反之，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

中国是典型的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依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同时期的亚洲四小龙也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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