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更精细与“加速度”的安排，只能建立在合理的养老成本分担机制之上。从本质上来说，养老是家庭、社会与政府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那么怎样的养老成本分担才是合理与可接受的？对此当然没有明确答案，但政府应该是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一点确凿无疑。关乎此，许多观察者都谈到此前沸沸扬扬的“以房养老”政策试点，尽管民政部此后迅速回应了民众的几大疑问，并表示“以房养老”绝不代表政府不管养老，但这催生的舆论风波足以让人重申养老事务中的政府责任：如果说民众已通过纳税和养老金缴纳与政府制定了养老契约，那么在传统的家庭养老、逐利性的社会养老外，政府必须成为主要的养老力量。

　　在这个“老年节”里，我们需要重申责任，也要再谈谈养老制度改革。一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面世，或许可昭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终于步入法制化轨道，但其远不能代表中国养老开始稳健上路，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安全的老年生活预期。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两会热点关注话题中的养老金双轨制改革，至今仍然几无进展。延迟退休的话题也隔一段时间就会提起，有学者还描绘出了对延迟退休“男耕女织”的幻想。一系列养老制度改革还有着不少焦点话题，它们被习惯性地归因于“历史原因”或“发展需要”。但无论如何，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里，它们只能以不能等待的“深水区”改革来纠偏。

　　未富先老的大国，未老先忧的养老政策，这正是我们今天不得不直面的“白头困境”。于二十年前，说起“未富先老”，我们会觉得很遥远；于十年前，谈起养老政策化，一切已开始悄悄起步；但行至今日，我们似乎尚未找到一个笃定与可寄托的安排。“明天，谁来为你养老”，在重阳节兼“老人节”里，不妨再发问一次。“人多、钱紧、资源少”的困境下，“中国式养老”该何去何从？它依旧是这个时代的深沉话题。从个体权利的角度来说，身体机能与社会影响力都在“衰败”的老人，无疑是整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弱者要被体恤，社会秩序理当表现出一种稳定的“偏爱”，这是中国社会养老必须面对的漫长路途。

(责编：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