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揪出学生宿舍里的小偷，最近，山东滨州学院上演了一场采集学生DNA的行动，5000多名本科男生全部被一一采血验DNA。（10月13日《渤海早报》）

　　《刑事诉讼法》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等生物样本”。由此可见，警方采血验DNA的行为是有法可依的。不过法律条文也讲得极为明晰，采集对象只能是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显然，这意味着被采血的5000多名男生全都被警方列入了犯罪嫌疑人的名单。

　　然而，仅凭常识可知，犯罪嫌疑人的帽子不可随便乱扣，侦查机关至少得掌握某人涉嫌犯罪的部分证据才能予以认定，而警方不可能掌握了这么多人的犯罪证据，一个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也不可能达到5000人之多。

　　警方由于自身的懒惰，肆意将嫌疑人范围扩大化，无疑侵犯了被采血者的人格尊严，无端给他们造成情绪负担和心理阴影。并且，所有学生在采集过程中均被要求填写个人详细信息，这些资料加上DNA信息等公民个人隐私，就这样被公安部门轻易获悉，公民的隐私权未免太过脆弱。一旦有人擅自利用、公开这些隐私信息，后果将不堪设想。

　　尽管为破案大面积采血是一个荒诞决定，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但当地警方却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名义下进行的。显然，“合法性伤害”在这里发生的前提，是权力没有得到应有限制，法律缺乏对个人隐私的刚性保护。

　　在如何完善法律、限制权力的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譬如美国法律规定，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有“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强迫采验DNA属于“警方搜查行为”，必须得到法院的批准。相比之下，我国侦查机关的类似搜查行为属于“自己执行，自己审批”，侦查机关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权力侵犯权利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

　　由此可见，5000多男生被采血不仅折射出警方过于依赖技术、破案方式选择不当的无能，其背后反映的深层问题更值得我们反思。这起事件提醒我们：公权力的“合法性伤害”不容小视，只有尽快建立相应的监督问责机制，填补制度空白，对权力加以限制，才能防范公权在某些时候以合法形式对社会造成危害。（段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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