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工程院院士增选100多名候选人超半数被投诉【5】

　　在调查处理的过程中，结论作出后，没有给被投诉人申诉的机会。沈国舫承认，这确实是薄弱环节。“调查组一般都会跟投诉人、被投诉人单位接触，随后，还要跟被投诉人见面，请他谈谈自己怎么看。最后下结论，如果他本人对调查结论不同意，没有一个申诉的机制。我们不是司法机关，虽然尽量做到公正公平，但没有公平到法律上的程度，不能当庭申诉、抗辩。有些院士候选人觉得自己被冤枉了，对下的结论有不同看法。”

　　扭曲的调查结果

　　更大的问题在于，调查结果被扭曲。

　　以张曙光案为例，针对举报，中科院成立了调查组，展开了调查。举报人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获知，他原本是中科院调查组寻访到的介绍情况的人选，他也准备如实讲述他所掌握的情况。

　　然而最终，中科院采取了“组织”对“组织”的方式，要求原铁道部进行调查。原铁道部声称，学术成果的确是张曙光的，“态度很肯定”。

　　有投张曙光赞成票的院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既然铁道部这么说，“那我就只能选择相信铁道部调查结果”。

　　事实证明，“组织”对“组织”的方式根本就不靠谱儿。

　　“由归口初选部门提出书面调查材料及结论性意见”，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投诉信处理办法》规定的3种核实投诉方式之一。

　　中国工程院也有类似规定。沈国舫说，中国工程院的调查偏学术，生活作风或者经济问题，一般依靠被投诉人单位的上级单位的结论。“比如研究院，它有人事组织的一套系统，我们会要求上级部门作出结论。”

　　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秦伯益对这种调查方式意见很大，他也参加过几次这样的调查。“我们是通过组织系统下去的，结果什么也查不出来，因为有地方或单位保护主义作怪。作为组织推荐，让单位的某某某去申报院士，投诉来了，当然会帮院士候选人挡住，不然推荐错了是不是？”

　　秦伯益感叹：“‘文革’时，是没问题会查出问题来；现在呢，是有问题，会查出没问题来。”所以，他对现在的投诉机制很不满，“不让投诉吧，申报人乱吹；让投诉吧，投诉人瞎投诉；去调查吧，本单位保护。结果，调查出来的结论往往是查无实据，这叫我们怎么判断？”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也说：“面对调查，的确有单位弄虚作假，这是作伪证，做伪证要取消提名资格。”他说，调查者深不深入，是不是想大事化小，也影响调查结果。

　　调查不公开也颇受争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教授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道德建设委员会的操作过程是暗箱操作，“道德建设委员会没有尽到公布具体处理结果的义务，对外是封闭的，‘学官’们在内部受到‘保护’，这个过程非常巧妙。”

　　王牧举报闻海虎涉嫌学术造假，中科院派出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朱邦芬院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结果不能向外界公布，中科院则对媒体回应称，因院士增选的保密性规定，调查结果不予公布，但会反映在院士增选结果上。

　　这些做法确实行之有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投诉信处理办法》规定，“投诉信及有关调查材料必须严格保密”；“对于投诉处理过程以及增选会议评审情况严格保密”。《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保密守则》也规定：“增选工作有关材料（选票及选举结果、评审意见、投诉信件及有关调查材料等）属于内部材料，须严格保密”。

　　中国工程院也有类似规定。沈国舫赞成保密，他说，如果投诉是虚假的，查无实据，却把事情闹大了，没有什么好处。“有些人正希望你搞大，这没必要”。

　　但也有院士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说，比如中科院对王牧举报闻海虎的回应，如果闻海虎最终没选上，那究竟是因为他实力不够，还是中科院认定他造假了呢？“对这样已经成为社会热点的事件，就应该给社会一个公开交代”。

(责编：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