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远：台独历史教科书是怎样炼成的【2】

第6章第2节《台湾精神》更是全书“精华”所在，日本民族的“大和魂”精神在台湾得到了“传承”，课文称：“除了有形的文化资产之外，我们还继承了先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就是所谓的‘台湾魂’。”反中与反共的意识形态在这本课本中也得到了华丽且完美的结合：“民国38年以前，无论是在中国或是日本的版图之内，台湾一直都是政治权力的边陲地区”，“直到最近，我们还是不屈服于中共政权的‘文攻武吓’”，“三百多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族群很少能平等对待台湾人民，长期的屈辱以及一再的压制，使台湾人不断地要求平等，珍惜自由，维护尊严”。

第8章《民主的滋味》则搭配李登辉所谓“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强调“悲情的历史”：“四百年来，大部分时间，台人民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台湾政治史是一部未经当地居民首肯并且参与的悲情统治史”。最末章《营造新台湾》便寄希望于台湾学子：“在国际社会中，我们不仅欠缺合理的生存空间，还经常面临战争的威胁”，“到了20世纪末，‘台湾人’已经成为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共同名字，一个崭新的台湾社会也逐渐成形”，“你我都是地地道道的主人”。

《民主的滋味》

这部横空出世的媚日反华教科书，在当时台湾社会引起相当程度的反弹，例如1997年7月20日TVBS与《新新闻》杂志合办“认识台湾教科书大辩论”，由支持《认识台湾》的陈文茜（时为民进党主席特助）、王拓（时为民进党“立委”）、段宜康（时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对辩反对《认识台湾》的李庆华（时为新党“立委”）、尹章义（时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与陈昭瑛（台大中文系教授）。台湾著名的排湾族诗人莫那能，更是以其原住民的身份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认识台湾》教科书，疾呼：“立即修正所有即将印行的教科书，‘认识台湾’必须认识真实的台湾，不是强迫下一代认识虚构的台湾”。几位台湾文史学者王晓波、李维士、曾健民、黄丽生、潘朝阳、陈昭瑛、刘孝春等人，逐页逐句完成《认识台湾》历史篇与社会篇的修订与批驳，由王仲孚教授主编为《认识台湾教科书参考资料》，1997年9月由台湾史研究会出版。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以许南村笔名，邀请两岸学者完成《认识台湾教科书评析》一书（1999年台湾人间出版社），批评这部教科书有着“大量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民族分离主义的宣传和新殖民地观点，使历史教科书充满了欺罔和错误”，并且逐一反驳教科书中的“台湾文化多元论”、“明郑独立王国论”与“日本殖民有功论”等谬论。

在“反共反华”与“亲美亲日”的政治正确之下，“同心圆史观”、“日本殖民有功”与分离主义的倾向就此主宰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书写。李登辉卸任前夕，1999年台湾修法通过教科书“一纲多本”，也就是根据“教育部”的课程纲要，开放民间出版社编写教科书。原来“一纲一本”制度下肩负教科书编纂的“国立编译馆”于2004年正式退出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于2011年与“国立教育资料馆”合并为“国家教育研究院”。

此后，台湾各级学校的教科书编写过程成为“三级制”：先由“教育部”邀集专家学者订定“课程纲要”，再由民间书商分别邀请学者教师根据“课纲”编写教材，完成之后送交“国家教育研究院”小组审查，审查通过始发给审定执照。

以《认识台湾》教科书为例，历史篇课程标准制定小组包含以下成员：黄秀政（召集人，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下称人指会〕推荐）、李永炽（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立法委员”推荐）、李国祁（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指会推荐）、李筱峰（世新学院副教授，“立法委员”推荐）、江如雪（台北市景兴国中教师，台北市教育局推荐）、吕实强（“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人指会推荐）、吴密察（台大历史系教授，“立法委员”推荐）、张玉法（“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人指会推荐）、张炎宪（“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员，“立法委员”推荐）、黄鼎松（苗栗县鹤冈国中校长，省教育厅推荐）、温振华（台湾师大历史系教授，台湾师大推荐）。其中大多数是独派学者，更不乏台独立场坚定的“台湾教授协会”成员。

民进党执政：中国是“外国”，教科书禁用“古今中外”

2000年民进党籍陈水扁执政之后，教科书的课纲、编写、审查等三道关卡全面“独化”。2003年9月台湾“教育部”公布《高中历史新课程纲要草案》，仍维持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甚至将明代中期以降的中国史列入世界史的范围。2004年民进党执政期间，再度修订高中历史课纲，预计2006年实施，称为《2006暂纲》。该《暂纲》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完全分开，台湾史独立为第一册；将1945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史”列为中国史，1945年之后的部分列入台湾史；同时，也将确立台湾复归中国的《开罗宣言》定位为“新闻公报”，要求《旧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纳入教材，教科书中正式记载西方与台独派所炮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在社会各方压力下，时任“教育部长”的黄荣村不敢贸然实施《2006暂纲》，因此陈水扁撤换黄荣村，延揽杜正胜为“部长”，强行贯彻《2006暂纲》的施行。陈水扁卸任前的2007年，台湾“教育部”委托独派色彩浓厚的“台湾历史学会”完成《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画》，下发各家教科书书商，依此“标准”编写教材。这份报告检核了当时自小学至高中各领域各版本的教科书，包含国语文、社会、历史、地理、自然、生活科技、健康、体育、艺术与人文、地球科学、美术、音乐等科目，列出五大“不适合用词”的“标准”：

（一）“不客观历史价值标准、刻意褒扬或贬抑的非中性词汇”，例如将“日据时期”改为“日治时期”，并禁称孙中山为“国父”。（二）“自我矮化为地区或主体意识不清”，例如禁用“台湾地区”、“全省各地”与“两岸”等词。（三）“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属不同政权时期的叙述，对中国的地名、历史朝代、特定人物等，未加注国名”，例如要求将“今山西省新绛县”的叙述改为“今中国山西省新绛县”，又如要求将“春秋战国时代”改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四）“叙述日治时期台湾的人、事、物，却使用大清帝国、中华民国纪年”，例如要求将“中华民国16年”改为“大正5年”。（五）“对于特定词汇的使用不够精确”，例如规定不可使用“国字、国画、国剧、京剧、古典诗词”等词汇，来描述“中国特有的文物、文字、书画、戏剧、诗词等”；又如规定不得使用“历史上、古时候、古代、上古时代、老祖宗、古人、先人、先民”等词汇，来描述“时间或对象泛指中国古代或是古代之人”。

《不适合用词》检核

在此情形下，“古今中外”这句成语在教科书中被禁用，1945年台湾“光复”变成了“战后”，“中国人”被“汉人”取代，“中国文化”变为“汉文化”，“中共”被“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法战争”改称“清法战争”，“我国的元朝”改为“中国的元朝”等等。当然，“诗人李白”也要写为“中国的诗人李白”。翻开厚厚的《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画》，各种“不当用词”可说是“罄竹难书”（2006年杜正胜曾称“罄竹难书”没有负面之意，指的是“事情多到连纸张都写不完”）。

这份以政治力强行推动的“不适合用词检核报告”，威力惊人，不过是一两字之差，但已经有效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政治宣传灌输给台湾学生。当前台湾的社会各阶层，早已将“一边一国”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例如台湾青年到大陆参访工作求学一律自称为“出国”，称“陆生”为“中生”等等。现在台湾中小学主要的新进教师，都是使用1997年之后的反中、反共、台独化、皇民史观教科书的一代，分离主义的种子就如此继续传播。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