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我为何不能认同台湾学生的“占领”行动【3】

[敢于挑战法律秩序就要甘愿受惩处]

现在才谈到最核心的问题：学生可不可以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应不应该抗争与怎么抗争是两个问题。

余英时说，“这次公民抗议是一场保卫并提高台湾民主体制的运动，对于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人民固然可以通过运动而巩固其公民的权利，政府也可以因为‘听到人民的声音’而提高其民主的素质。”

“占领”行动是公民抗议吗？我看是“暴民抗议”。

就算服贸协议通过的程序有问题，有所谓“黑箱操作”，你可以要求揭黑呀。我看到“立法院”内有反对党团开新闻发布会的办公室，有常驻院内的记者，“立法院”的专门委员会还设了“双召委”(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各一名，享有召集会议的权力)，他们可不是摆设。

你还可以请愿、集会、游行、示威，就像台湾的“野百合”运动、“野草莓”运动，上街头上广场去表达诉求影响民意，毕竟“马政府”是台湾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对执政党最大的制约是选票。甚至像施明德领导的反贪腐，搞“天下围攻”也可以。就是不可以“占领”民意机关，不可以攻进“行政院”办公楼。

任何法律、任何政策决议，都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人满意，今天你们一些人不认可不满意，可以去占领议场，瘫痪民意机关；明天又有另一伙人不认可不满意，又可以去占领，有完没完？

不要跟我说，这些学生是被逼无奈出此下策。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在《论战争》一书中驳斥了为恐怖主义开脱的四种理由。他说为恐怖主义开脱的最常见理由是：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最后的手段，只是在所有其它手段都失败后才被选择的。这是走投无路者的选择。……这个开脱理由的描述是违背事实的。要达到“最后手段”并不那么容易。要达到最后，你必须确实尝试了每种可能性(可能使用的手段是很多的)而不是尝试过一次，比如一个政党可能组织了一次示威，却未能获得立竿见影的胜利，就声称现在开始杀人是正当的。政治是一种重复的技艺，政治活动家和公民们从经验中学习，换言之，通过一次又一次重复同样的事情而进步。很难说他们究竟何时别无选择，但即便在压迫和战争的条件下，公民们也还有其它选择。……如果他们是真诚的，就必须放弃最后手段这个挡箭牌，提出其它开拓理由。(引自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任辉献、段鸣玉译本)

占领不是抗议而是暴动。我想得起相似的行动，只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进攻凡尔赛宫，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攻占冬宫。

别跟我提占领者举止多么文雅，没有施暴，垃圾也都分类处理得干干净净，“占领”本身就是暴行，就像强闯民宅就是罪，携带了什么武器、带没带武器都是罪。

王金平滑头，既不要“立法院”做出驱离的决议，也不要求政府派出警力协助清场，马英九何必出头做恶人？“行政院”就不同了：它不同于“立法院”，不可以关门休息，它要处理日常政务，保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转。所以，江宜桦不客气地调派镇暴警察，驱散了攻占“行政院”的学生，并拘捕了一些学生。

这些学生也算求仁得仁了，不妨在看守所呆几天。当年梭罗搞“公民不服从”以抗交人头税为名，抗议种族歧视和美国对墨西哥战争，被税警带走关起来，他就顺从地去坐牢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典范马丁·路德·金博士，提出三原则：“违反不公正法律的人，必得公开地违反，心怀爱意地违反，甘愿接受惩罚。”

但愿这些“占领”者违反的是“不公正法律”，他们的正义性最终会得到社会和法律承认，像金博士一样；如果他们因此成为英雄，像民进党一些大佬当年一样，也不枉了这么“出头”一次。

(责编：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