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西方民主的移植为何深陷泥潭？

发展中国家总是倾向于把西方的民主制度视为解决所有实际问题的万灵药方，图为暴乱后的乌克兰

从古老非洲大陆的埃及，到欧洲边缘的乌克兰，从东亚的“民主典范”台湾到南亚的“和谐”泰国，曾经庆幸“转型”成功、移植了西方民主体制的“国家”如今动荡不安，广场政争到暴力冲突，一轮又一轮此起彼伏。而老牌“民主”国家诸如英美，则不得不通过严厉整肃广场“民主”运动来获得安宁——英国迅速审判街头运动参与者、美国暴力驱散华尔街上绝望的占领者。如同蜥蜴断尾，却不得不同时默默消化金融危机带来的内伤。

骄傲的西方之心似乎不再那么自信，各种吞吞吐吐的反思者终于开始出现。继3月1日夜莺歌手《经济学人》发表那犹如漫漫长夜前夕的警示之后，一向喋喋不休的意识形态喜鹊《华盛顿邮报》也在3月29日忍不住发出感叹：西方民主将重蹈雅典民主的悲剧结局。哀歌之余不忘顾影自怜，在现象式的反思之外，其基本逻辑大致都是同义反复：为什么我们的民主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消灭问题。

相比于躁动不安的媒体，西方的“先知”们有更多深刻焦虑。曾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福山教授面对美国两党无所作为的乱象,一定深感“终结”并不在别处。他在聆听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教授的“中国模式”论后不久，就呼吁美国应该学习中国的“民主专政”。

给西方的“先知”、“喉舌”多一点时间来展示他们的“自我纠错能力”吧。我们且将他们放在一边，来听另一位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先生如何剖析“西方民主制度”在非西方国家的失败。寒竹正本清源，指出人们往往搞错西方社会本质并不是民主而是自由。被压缩在“小政府”领域的“民主”本来就不是用来解决“大社会”问题的有效工具，而是高度空洞化的形式主义。想要以西方民主来解决本国严重问题的国家无异于吃错药。本文更试图破除一种在中国也颇为流行的观念、一种伪装成反思的自卑感：我们还不到那个发展阶段，我们现在的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向西方民主转型。这样一种论述潜意识里还是“我们落后于你们，请你们原谅我们暂时还达不到”的文明阶段意识。自信不易，春秋战略研究院的学者们多年来反复呼吁的，是不要无视亿万中国人民在执政党领导下开创的新的文明发展模式及其高效体制。我们自身需要深化改革，更需要深化对一切似是而非参考对象的理解。比如：那个“暂时还不能拿来”的西方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

2014年可能是全球反思民主发展的一个开端。

2月下旬，乌克兰的宪政体制被街头运动所颠覆，民选总统流亡国外，各地区要求独立和自治的呼声此起彼伏，克里米亚已经自行宣告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联邦。经由“橙色革命”建立起的乌克兰民主政体出现危机，国家濒临分裂与动荡的边缘。3月18日晚，台湾大学生和部分反对党人士非法占领了“立法院”，并于23日进攻“行政院”，与镇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似乎早有预感，在3月初就刊出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文章对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在民主道路上遭遇的困境发出强烈感叹。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台湾，新建的民主政治框架都有相当一段时间，政党轮换也不止一届，各种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理应在宪政的框架里按照民主程序来解决。当民众走上街头，采取暴力的非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时，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源自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有问题，要么是许多非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制度只是徒具民主外衣，在本质上并非民主制度。

这里有两个密切相关问题必须弄清楚，第一，西方民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第二，引进西方民主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弄清楚了，也就基本上能够理解为什么西方民主制度在世界上大多地方会水土不服而呈现病态，甚至某些国家或地区会因为盲目移植西方民主制度而陷入暴力冲突和国家分裂。

一、西方社会的本质是自由而非民主

民主，是指一种能够保证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诉求得到表达并付诸实践的社会机制。民主有不同形式，在当今世界，西方民主模式居于主流地位，冷战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模仿的都是这种制度，《经济学人》杂志感叹民主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困境，就是指西方民主的困境，而非指其它。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政治学界关于民主的理论林林总总，出版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中国学术界对这些西方民主理论的介绍也不遗余力。通常，多党竞争、公民普选、代议制政府被看成是西方民主的基本特征。但是，几乎所有这些经典的民主理论都没有揭示出西方社会的本质以及民主的边界。

从17世纪约翰·洛克为个人经济活动的辩护，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尤其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西方社会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自由市场与政府、私权力和公权力之间划下了一道边界。在英、美、法等国完成革命后，私权力和公权力的分割逐渐成为现实。在西方社会中，市场活动遵循的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在公共领域，政府的选举与运转，遵循的是民主原则。市场和政府、私权力和公权力，各自按照自由与民主的原则分别活动，至少在名义上是井水不犯河水。

在公共政治领域，西方国家从近代以来逐渐发展出一套能够在形式上接纳下层民众参与的政治机制。这也就是西方国家向全世界宣扬的多党竞争、普遍选举、代议制政府和政治分权的政治模式。在这一政治模式中，以多数表决为形式的普遍选举成为西方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从形式上看，权力在公共政治系统中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传递。普通民众通过选票选出政治权力的代表，授权这些政治代表以政府的名义行使政治权力。在这个系统中，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建立在被选举、被授权的基础之上。

与公共领域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相反，在私人经济领域，权力结构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每一个自由经济体运转的基础性权力都是来自顶端的企业所有者或经营者，而不是来自底层的雇员。在自由市场中，是企业的雇主雇佣员工，并训练和授权员工如何工作，而不是员工运用多数表决机制自下而上地选举雇主；是雇主的企业给员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不是雇员的选举创造出雇主的企业；是雇主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支付劳动报酬，而不是雇员通过多数表决机制决定薪酬标准；是私有企业的产权人占有全部剩余利润，而不是企业员工按人数平等分配企业利润；是雇主检查和监督员工的工作，而不是员工检查和监督雇主的工作。所以，在每一个自由经济体，雇主或获得授权的经营者拥有原初的权力并处于权力的顶峰，权力从顶端通过管理部门层层传递到最底层。这跟公共政治领域里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正好相反。

从整体上看，公共政治领域里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在整个西方社会中只占一个很小的角落。中国学界常常谈西方国家公共领域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却很少谈私人领域里私权力的合法性。而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合法性涉及非常广泛的社会领域，其中包括法律、习惯等等，范围远远超出政治领域。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日常的个人生活都是发生在私人领域的自由市场中，经济活动中的私权力远比政府的公权力重要得多，对日常生活影响也大得多。所以，在整个西方社会中，私人经济活动中的私权力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公共领域中的政府公权力。这种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在社会领域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西方社会的本质是自由而非民主。

当今政界、学界主流把西方社会简单界定为民主国家的误区在于以个别代替一般，以局部代替全体。学界的这种误区早在近代对古希腊罗马社会的界定时就出现了。很多学者常常简单地把古希腊社会，特别是雅典社会视为直接民主的典范。其实，这种界定有一个不当跨越。古希腊的城邦公民大会的议事机制确实为一种直接民主政治，但是，这种公民大会上的民主政治并不是古希腊社会的根本制度，更不是古希腊社会的本质。古希腊各城邦能够参与政治的公民人数居于少数，仅奴隶在社会中就占了大约一半左右。所以，从根本上说，古希腊社会是一种奴隶制度。如果把古希腊说成是民主制度，就等于是说民主制度本身包含人对人的奴役，这是对民主的亵渎和误解。民主是一种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诉求能够得到表达并付诸实践的社会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大多数人的政治统治。把一个大多数人都没有政治权力的社会说成民主社会，显然是背离了民主的基本概念。

同理，今天西方国家确实比较好地实现了民主政治。多党竞争、公民普选、代议制政府就是西方政治民主的具体形式。但是，这种政治民主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的根本制度就是民主的制度，更不意味着西方社会的本质是民主。把一个社会中极小范围的决策机制当做整个社会的根本制度是一个不当跨越，这是把非本质的局部机制误当整个社会的本质。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