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双：中国创造不只靠“国家主义”【3】

人们之所以低估中国的创新能力，一方面在于对于“创新”的含义与当今时代的创新模式没有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于对于中国创新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弄清以上问题，相信能澄清很多误区。

“创新”可分为基础科学创新和产业创新。颜宁团队的研究成果属于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创新，代表着人类认识上的突破。但是，科研成果只有造福人类才有意义，于是需要应用这种科研成果开发出具有商业用途的产品投放市场，比如新型抗癌药物。这就需要先应用这种成果开发出样品，然后不断改善工艺、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形成一种成熟的量产商品。这些中间环节都有创新的余地，姑且称之为产业创新，比如工艺创新、生产方法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等。简言之，基础科学创新是对事物原理和客观规律的研究和发现，是原始创新的基础、自主创新的源泉；产业创新则是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成具有实用价值的产品，造福于人类。

明确这一点，可知人们对于中国创新能力的批评，一部分就是指责中国缺乏重大的基础科学创新，即不涉及商业应用和经济价值的纯粹学术创新。颜宁团队的成果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孤证不足以定案”，这份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中微子振荡、拓扑绝缘体、反常量子霍尔效应、量子通信、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水稻增产基因IPA1、“KD-90”超级计算机，以及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量子通信技术。斯诺登事件让全球认识到美国无孔不入的网络监控。量子通信技术就是不会被窃听或破译的通信方式，具有高效率和绝对安全等特点。2007年以来，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在量子通信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2008年秋天，潘建伟团队在合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光量子电话网，实现了“一次一密”加密方式的实时网络通话。

2012年，潘建伟团队在合肥市建成了世界上首个覆盖整个合肥城区的规模化（46个节点）量子通信网络，标志着大容量的城域量子通信网络技术已经成熟。同时，他们与新华社合作建设的金融信息量子通信验证网在北京开通，量子通信的京沪干线工程也正在积极建设。据闻，中国的量子通信卫星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投入使用。

不过，简单枚举毕竟不是一种强有力的论证方式，单纯罗列事实并不能呈现整体的图景。而且，拜登认为中国没有“创新项目、创新改变或者创新产品”，还涉及除基础科研创新之外的多种创新。因此，要弄清中国创新能力究竟几何，有必要弄清当代基础科学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模式。

当今时代是科技研发的“大科学时代”。“大科学时代”，指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越来越需要众多研究者的合作，一个项目所需的人员、资金、设备越来越多，相应地就更需要高度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大规模资金支持，二战前曾经是科研主流模式的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小组就能得到重要成果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大科学时代”的影响体现在工业领域，就是产品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一个最终产品往往是几百项甚至成千上万项专利、技术的集成。

因此，一国的基础科学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都取决于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科技人才的培养、资金投入的强度以及科研项目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同时取决于一国的工业生态（这关系一国的制造能力），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似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个人的想法再妙，没有组织、资金、人员和设备，也难出成果。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项目、互联网项目、“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都是典型的例子。在这几个方面，中国都在快速进步。

就科技人才培养而言，关键是数量和质量。2012年，中国R&D人员总量达到324.7万人年，连续五年居世界首位，占到全球R&D人员总量的29.2%。2013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数量达699万人，31%的毕业生拥有理工科学位，美国这一比例仅为5%。

人才质量难以量化，但至少中国的基础教育基础知识训练之扎实有目共睹。中国学生在2009年和2012年两次PISA测试中，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科目均遥遥领先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和美英法德等欧美发达国家水平。

颜宁团队就是中国自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扎实训练出来的高质量科技人才的优秀代表。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