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6月2日發表題為《殺戮機器》的署名文章，作者弗雷德·卡普蘭在文章中指出，人們很難記得，在20世紀的最后25年裡，中情局從不參與暗殺壞人。那麼，它是怎麼把自己變成“一台殺戮機器、一個著迷於追捕的機構”的呢？這就是馬克·馬澤蒂引人入勝、措辭犀利、有時悲喜交集的《刀鋒之路：中情局、秘密部隊和地球角落裡的戰爭》一書的主題。

9·11襲擊推動轉變

文章指出，9·11恐怖襲擊推動了這個轉變，但即便在那時，內部反對意見也是非常強烈的。馬澤蒂是《紐約時報》記者，是一個普利策獎獲獎團隊的成員，他不遺余力地記述了中情局對手中新權力的利用和濫用。他回顧了保守派和少壯派圍繞中情局是否應當利用“食肉動物”無人機哪怕是去追殺烏薩馬·本·拉丹的問題發生的激烈爭斗。在那幾個月之前，這種爭論是不會有的。馬澤蒂援引一名前反恐負責人對9·11委員會的陳述說，在雙子塔倒下之前，他會斷然拒絕要求消滅“基地”組織領導人的直接命令。那時中情局在這種事情上的格言是：“我們不是‘摩薩德’。”

9·11事件后，布什總統簽署行政命令，恢復了中情局的秘密搜查權力。用馬澤蒂的話來說，因為9·11事件而被批“笨手笨腳和不願冒險的中情局開始了無節制的殺戮”。

奧巴馬許可推波助瀾

馬澤蒂提出了幾個富有說服力的理由，解釋為什麼奧巴馬——出乎許多人意料地——比布什更贊同這種無節制的行為。首先是一個簡單事實：布什離任后，無人機項目日臻成熟，無人機產量大增，無人機工作人員隊伍擴大。

第二個原因是，2004年，中情局總監的一份報告譴責該局關押和審訊恐怖分子的項目“未經授權”和“不人道”。這讓中情局特工普遍擔心，假如政治風向跟30年前一樣出現變化，那他們也許會面臨刑事指控，中情局可能會遭到嚴厲抨擊。馬澤蒂寫道，官員們被迫重新思考反恐戰爭，發現武裝無人機和定點殺戮“提供了一個新思路”。它們似乎“更干淨，跟人的關系不大”，而且“毫無風險”。於是，“中情局開始看到前途：不是作為美國之敵人的長期看守者，而是一個可以清除他們的軍事機構。”一貫反對加大審訊力度的奧巴馬同意了。

由無人機和小規模突擊隊發動的戰爭還迎合了一個正在為從伊拉克和阿富汗繼承的規模大、耗資多的戰爭尋求替代方案的總統以及國家。奧巴馬覺得這種新型戰爭極具吸引力，以至於在他第一個任期之初，他在時局值班室的一個會議上批准了當時的中情局局長利昂·帕內塔提議的所有無人機定點襲擊。馬澤蒂援引總統的話說：“中情局想怎麼干就怎麼干。”

馬澤蒂沒有解釋為什麼奧巴馬如此明確地擴展布什發起的秘密戰爭。他只是跟許多觸及這個話題的作家一樣指出，幾十年來，白宮發動和鼓勵隱秘行動，往往是使個眼色表示同意以便於推諉不知情。“中情局提供了隱秘性，”他寫道，“而隱秘性總是引誘總統。”從這個意義上講，奧巴馬或許符合一個古老的模式。

“黑魔法”造成悲劇影響

文章指出，中情局再度施展“黑魔法”的另一個影響是出現了“邊緣角色”發揮“超大作用”的現象，有時是悲劇性的。中情局很久不干這一行了，它用承包商填補空白，而許多承包商“既沒有在伊斯蘭世界戰區開展工作的經驗也沒有這方面的稟賦”。最有名的例子是當過“綠色貝雷帽”的雷蒙德·A·戴維斯，他在巴基斯坦追捕恐怖分子時開槍打死了兩個平民，引起國際緊張氣氛。馬澤蒂還披露了鮮為人知但在某些方面更為荒誕的杜威·克拉裡奇的故事。克拉裡奇是“伊朗門”時期的中情局特工，他在阿富汗的嘩眾取寵挑起了部族沖突。更匪夷所思的是弗吉尼亞社交界名人米歇爾·巴拉林，她通過欺詐手段弄到一份合同為索馬裡的蘇菲派民兵提供資金。這些是馬澤蒂的故事中最精彩的章節，盡管按照他的說法，這些故事不知是反映了中情局改頭換面后的新氣象，還是只是它遇到的一些小麻煩而已。

馬澤蒂有時會以浪漫手法描述昔日中情局“耐心、平和的情報採集和刺探工作”。例如，他認為，9·11以后向抓捕恐怖分子的轉變導致中情局特工們忽視了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若果真如此，那麼，上個世紀的最后十年——那時禁止暗殺——應當是中情局的分析師和間諜們的黃金歲月。然而他們忽視了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等事件。未能預見到這些重大事件的兩個更簡單的解釋或許是，包括專家在內的人類根本不擅長做出預言，像中情局這樣的大型官僚機構尤其不願拿他們的聲譽冒險去預言可能性不大的劇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