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理論及觀點認為，由於經濟的相互依存、核武器的威懾、時代的發展進步等原因，中美承擔不起全面對抗或直接沖突的代價，因此冷戰結束后，中美關系雖然經常“非敵亦非友”，但雙方間的總體和平得以維系。然而，這些結論很容易被歷史經驗或教訓所証偽，英德間的經濟依存沒有阻止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相互確保摧毀的核威懾也沒有避免冷戰的繼續發展，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依然沒有改變大國間權力競爭的本質。

事實上，中美兩國的異質性，才是制約中美走向全面對立或對抗的根本因素。中美兩國在歷史傳統、社會形態、政治體制、經濟模式、戰略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毫無疑問，這些差異使得雙方溝通存在諸多障礙，誤解或誤判在所難免，戰略信任受到制約。

然而，如果沒有這些差異，又將如何？近代歐洲及中國古代的歷史均表明，一旦體系內實力懸殊不大的幾個國家行為體形成類似的觀念和意識形態，其結果往往是戰爭和對抗而非合作與和平。1648年，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起點的民族國家體系確立后，英國、法國、普魯士、奧地利、沙俄等幾個歐洲主要國家間的戰爭強度越來越大，激烈程度遠超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其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主權觀念的形成及拓展，民族主義的醞釀及蔓延。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為國家間實力的接近、觀念的趨同將使得預期利益類型結構的趨同，而這類趨同將導致更為激烈的權力斗爭。實力相近的國家如果又有著類似的對外價值取向和利益目標，矛盾通常難以調和，因而國家間的“同質性”發展趨勢往往是大規模戰爭或對抗爆發的前兆。

以“民主和平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論者恰恰認為，國家政治制度、價值理念的接近會促進和平。這種論點成立的前提是國家間實力差別顯著，緬甸、沙特這樣的國家成為美國所謂的“民主”國家當然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重大威脅，它們與美國間的“民主和平”應當可以預期。而考慮到中國的塊頭和實力規模，設若中國擁有與美國一樣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戰略文化，必將擁有與美國類似的權力欲望，定會效仿美國在世界頻繁發動戰爭，擴張“民主”，角逐霸權，這絕非美國之所願，也非世界之所幸。

冷戰后，中美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戰略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不僅沒有導致中美走向戰爭，反而正是因為它們的存在，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才成為可能。這些差異雖帶來增加誤判和摩擦的風險，但也有助於防止雙方戰略意圖的完全對立。如果中國和美國一樣，注重決戰決勝，或如美國那樣，在世界強行推行價值觀念、輸出意識形態，中美即使不爆發戰爭，也會重演美蘇冷戰式的對抗。

中美兩國在觀念、意識形態、利益取向等方面的巨大差異性的確使得雙方的互動非常困難，也經常會出現因為誤判而導致的局部摩擦或對抗。但與此同時，這類差異會使得兩國的利益結構存在妥協調和的可能性，這從根本上防止了兩國間的全面對抗。

中美在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過程中，當然需要克服雙方在戰略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差異引發的摩擦，但也要同時認識到不同的文化、傳統及思維方式對於中美和平地進行戰略博弈的重要意義。在雙方實力不斷接近的情況下，任何試圖以自我標准改變對方利益取向或行事方式的嘗試不僅將於事無補，還有使我們重蹈近代歐洲以及冷戰全面對抗覆轍的可能。

（作者胡波為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