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總統大選結果15日出爐，魯哈尼以50.7%選票勝出。在伊朗權力即將進行新舊交替之際，如何評價內賈德執政八年，涉及基本原則和方向。

在此次總統競選中，多名總統候選人(包括魯哈尼)指責內賈德的外交內政。如果僅就經濟指標看，內賈德執政時期可圈點之處似乎不多。內賈德2005年剛上任時就面臨高通脹率、高失業率等問題。但八年下來，這些問題非但沒有根本改善，反而有局部惡化傾向。

然而，僅僅從經濟指標角度考察領導人業績，實際是一種“賬房先生式”的線性思維。國家的安全與和平，猶如空氣與水一樣，存在時眾人絲毫不覺，一旦失去則倍感珍貴和重要。衡量一國領導人業績好壞，首先是看其是否使國家變得更安全了，其次才是民眾生活是否進一步改善的問題。

這個問題對伊朗尤其重要。伊朗能源儲量居世界第二，又扼守霍爾木茲海峽這一世界能源通道，加上伊朗是中東為數不多敢於對美國說“不”的國家，這使伊朗的安全威脅問題，遠比世界任何國家都要嚴峻得多。2005年內賈德上台執政時，小布什政府剛剛打完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並明顯將伊朗列為“下一個”打擊對象。美國軍方也制訂多個具體軍事打擊伊朗的計劃。當時伊朗的生存環境前所未有凶險。然而，由於內賈德

“以斗爭求和平”，八年下來，美國對伊朗動武的聲音日漸稀疏。換言之，伊朗的安全環境不是變壞了，而是變好了。西方經濟制裁，不過是奈何不得伊朗之后的“次優選擇”。

光有正面教材，沒有反面教材，不足以說清楚這個道理。同樣是在中東，同樣是產油國，伊拉克和利比亞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當年的薩達姆和卡扎菲，看似都是風靡一時的中東風雲人物，但它們面對西方打壓步步退讓，相繼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求西方認可和好感。但到頭來，兩國都面臨國破家亡的悲慘命運。由此也再次驗証了一個朴素道理：越怕鬼就越有鬼﹔越示弱越容易遭欺負，越是敢於反抗，越能逆境圖存。

核問題也是如此。2005年內賈德剛上台時，伊朗核計劃尚處在非常初級的鈾轉化階段，根本談不上提煉濃縮鈾的程度。而且，由於西方國家施壓，伊朗核計劃已暫停兩年多，何時啟動難以預料。而在內賈德執政八年期間，伊朗已建立較為完整的核循環體系，能自主生產20%的濃縮鈾。這不僅僅是核計劃的問題，而且還涉及一個基本原則。內賈德深知，美國抓住伊朗核問題不放，不過是遏制和削弱伊朗的借口和手段，因此一旦在核問題上示弱，美國馬上會得寸進尺，迫使伊朗做出新的讓步。他曾說：“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美國就會提出人權問題。如果人權問題解決了，他們可能又提出動物權問題。”正因為認識到無原則讓步的危險性，伊朗才在核問題基本立場上寸步不退，為自己增添斗爭籌碼。

總結歷史是為了昭示未來。客觀評價內賈德的執政理念，不僅對伊朗新總統有借鑒意義，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不無裨益。▲(作者田文林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