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一再鼓噪的“價值觀外交”，實際上隻不過是日本政府此前很多類似政策的改造版，其歷史蹤跡不難探尋。

2006年安倍初登相位，其外相麻生太郎就提出了“價值觀外交”。所謂“價值觀”，是指“民主主義、自由、人權、法治及市場經濟。在推進外交方面高度重視這些‘普遍價值’，開展‘價值觀外交’”。但是，繼安倍出任首相的福田康夫在首次施政演說中，改提開展“創造和平外交”，不再提“價值觀外交”。 實際上，“價值觀外交”是對原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父親福田赳夫1977年對東南亞國家提出的以和平繁榮、加強交流、對等合作為主要內容的“福田主義”的仿效。福田康夫是熱衷並熟悉外交的政治家，他不提“價值觀外交”，務實是根本原因。

此番安倍、麻生再次聯袂登台，舊話重提。今年1月18日，安倍晉三在東盟總部所在地印尼首都雅加達親自提出了“價值觀外交”，何故？近些年日本經濟的停滯和中國的崛起，是舉世無爭的事實。中國和東盟國家各方面聯系的日益加強，特別是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貿區的正式建立，不僅反映了中國巨大的經濟影響力和對東盟經濟發展的推動力，而且同日本經濟影響力的衰落形成明顯反差。毋庸置疑，對日本經濟影響力下降的深重危機感，是安倍重新提出“價值觀外交”的重要背景。其試圖以“價值觀外交”離間東盟各國與中國日益緊密的聯系特別是經貿聯系，各國也心知肚明。

然而，安倍所推行的“價值觀外交”，不過是涂抹著“文化認同”色彩的殖民擴張主義的改裝版。安倍在重新成為日本首相后首訪越南，更是對二戰歷史的嘲諷。1936年，日本因覬覦東南亞大米、橡膠、錫、石油等豐富的戰略資源而開始推行“南進戰略”。1940年8月1日，日本近衛內閣外相、后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為甲級戰犯的鬆岡洋右，正式宣布將建立“以皇國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翌年，日本出兵侵佔包括越南在內的法屬印度支那，因此激怒美國，引發太平洋戰爭。

訴諸歷史，以動人的口號掩蓋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日本對外擴張的一貫伎倆。這一伎倆在迫使滿清政府簽署《馬關條約》、割佔台灣后開始成型。“將台灣置於文化整合的范圍之內”﹔“努力在台灣傳統文化中尋找和日本文化的契合點, 努力達到兩種文化的溝通”，堪稱價值觀外交的歷史原型。

20世紀日本殖民朝鮮后，日本以“內鮮融合”論（按：日本當時稱本土為“內地”）和“內鮮一體”論，鼓吹日本和朝鮮“在人種和文化方面均同根同源”﹔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在中國東北策劃建立偽滿洲國，以“民族協和,王道主義”為“建國理念”，並反復強調“尊重民意” 和“民族平等”兩項原則，均是打著“文化認同”的旗號行掠奪利益之實。

今日之世界，用武力獲取利益已經過時，但追逐經濟利益這一目的永不會過時。“歷史是最富有哲理的教科書”。在這本“教科書”中，我們可以找到“安倍價值觀”的歷史原型，並可依此敲響警鐘：謊言往往很誘人，但謊言終究是謊言。

（馮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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