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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布:我和斯諾登“擦肩而過”的日子

2013年07月02日09:00來源:《彭博商業周刊》字號:

摘要:1983年6月21日出生的斯諾登選在三十歲生日前夕向媒體曝光國安局代號為“棱鏡”的監聽項目。斯諾登一夜成名,成為媒體追逐的目標。目前,他藏身莫斯科機場,引來世界媒體雲集。

  (圖片來自《彭博商業周刊》)

  和身邊的美國同事聊天,我發現自己是唯一關注斯諾登的人。

  斯諾登正走在通向悲情“英雄”的路上,注定是過眼雲煙。

  三十歲對很多人來說是生命中的一個節點,一個生命中可以重頭再來的機會。三十歲到來之際,他們審視走過的心路歷程,積累人生的厚度,開始尋覓新的人生目標。經歷過生命裡前29年的跌宕與蹉跎的人,尤為期待從此走向自信與輝煌。

  愛德華·斯諾登,這位被美國以間諜罪通緝的前美國國家安全局防務承包公司雇員,顯然為如何度過三十歲的生日作了充分准備。1983年6月21日出生的斯諾登選在三十歲生日前夕向媒體曝光國安局代號為“棱鏡”的監聽項目。斯諾登一夜成名,成為媒體追逐的目標。目前,他藏身莫斯科機場,引來世界媒體雲集。大家像看“好萊塢”電影一般興奮地期待著最后的懸念。

  大洋彼岸的美國民眾卻沒有這麼激動。事到如今,美國媒體和民眾對斯諾登爆料的反應已經趨於平淡。他們更關注的是美國國內的一些公眾議題,如移民法案在眾議院的命運,以及最高法院裁定同性戀配偶享有美國夫婦同等的聯邦福利等。《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說,“歷史不會把斯諾登當成一個重要爆料人,歷史更有可能很快忘掉他。”

  和身邊的美國同事聊起此事,我發現自己是唯一關注斯諾登的人。這倒不是因為他的爆料,而是因為他的人生經歷都發生在我的身邊。這也正應了傳播學理論中的“就近原理”,人們最關心的是發生自己身邊的新聞。

  斯諾登的父親是我所在的賓州居民,母親在馬裡蘭州做法庭的書記員。后來全家搬去馬裡蘭,也是我住過近四年的地方。他高中肄業,原想在馬裡蘭的阿倫德爾社區學院補習學分得到高中文憑,卻半途而廢。2004年斯諾登入伍陸軍特種部隊,但四個月后訓練還沒有結束就退伍了。次年他來到馬裡蘭大學一個語言研究中心做了國安局的保安。那一年,我正在這所大學撰寫博士論文,卻從來不知道這個中心和國安局有關系。隻知道它設在主校園外不到一英裡的地鐵站附近。逃往香港前,斯諾登在夏威夷瓦胡島做了國安局防務承包公司的電腦系統管理員。瓦胡島也是我曾經住過一年的地方。

  連高中文憑都沒有,斯諾登僅憑在社區學院學過幾門電腦課,何以謀到管理國安局電腦系統的職位?對此,美國一幫議員在6月18日的國會聽証會上苦苦追問,百思不得其解。這也難怪,畢竟他們不曾讀過“英雄不問出處”的詩句。

  斯諾登是“英雄”、“叛徒”還是“黑客活動分子”?今天離開辦公室前,我問兩個美國同事的看法。他們說,“這件事得讓那些國會議員去操心,不然我們把他們選進國會干什麼?”

  這種態度代表了不少美國人的看法。盡管一些美國政府官員在媒體中稱斯諾登為“間諜”、“叛徒”,普通美國人很少這樣看,但也沒有多少人把他當成英雄。一些非政府機構和民間活動人士認為,斯諾登居於“叛徒”和“英雄”中間,屬於“黑客活動分子”,即那些利用網絡技術去曝光自己不贊同的政府或企業行為的人。

  據斯諾登爆料,美國國安局除了監聽和入侵他國的電腦網絡,還通過所謂的“棱鏡”計劃從美國電話公司收集了千百萬電話用戶的通話記錄,建立了龐大的通話記錄數據庫。美國人不關心國際事務,對國安局如何監聽外國網絡也漠不關心。他們深知世界各國都有情報人員在做類似的工作,無非是千方百計地想搞清楚對方的計劃。但美國人對自己的政府是否侵犯公民隱私一直保持警惕。不過,“棱鏡門”事件和以往爆出的類似丑聞有所不同,這次美國國內政治並未因此亂了陣腳。美國的在野黨共和黨並沒有拿這件事大做文章。兩黨反而罕見地採取一致立場支持奧巴馬政府通緝斯諾登。共和黨籍的前副總統切尼一貫反對奧巴馬政府出台的任何政策,這次他也在電視上力挺政府監聽計劃的合法性。

  其實,美國國安局監聽電話早在9·11事件后不久就已經全面展開。當時布什政府領導下的國安局以查找和追蹤恐怖分子為由,向美國三大電信服務商收集全國各地個人及商用電話記錄,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通話記錄數據庫。國安局准備將美國境內撥打的每一通電話都收入這一數據庫。

  盡管很多人反對政府監聽自己的電話,但監聽並不違法。這是因為國安局收集美國人的電話記錄必須經過相關的法律程序。首先,監聽計劃必須經過立法部門批准。其次,電話監聽分成兩個部分,即“監“和“聽”。國安局的工作隻能是“監”,即監視並記錄所有電話的通話時間、地點、時長和電話號碼,類似電話公司提供給用戶的月結單。普通人很少留意這些電話記錄,但如果出現突發事件,這些信息對執法機關就很有幫助。例如,迅速追查綁架、恐嚇等案件。監視還包括追蹤手機定位。美國警察無數次利用這些信息解救了被困的登山者或被綁架的兒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安局並不負責監聽中的“聽”的部分。一旦需要聽這些通話信息,必須由執法部門,如警察局或聯邦調查局,向法院通報案情,並從法院獲得許可才能夠執行。

  當然,“棱鏡”計劃不光是監聽電話記錄,還包括電子郵件、圖片、視頻和社交媒體信息等,但這些信息都有“監”和“聽”之別。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亞歷山大在6月18日的國會聽証會上說,國安局的這些計劃在9·11恐怖襲擊后挫敗了50多次恐怖襲擊。他還透露,“棱鏡”等國家安全計劃僅限於對可能涉及恐怖攻擊的電話進行搜集,以及搜集有可能涉及恐怖襲擊的網絡信息。

  有趣的是,那些視斯諾登為英雄的人,不僅包括在9·11事件后狂歡的人,也包括一些熱愛西方民主自由的人。這兩組看似極端的人群終於在斯諾登身上找到了共同點。三十歲的斯諾登通過爆料為自己積累了怎樣的人生厚度還有待觀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被各國情報機關榨干后將遭到無情的拋棄。斯諾登正走在通向悲情“英雄”的路上,注定了過眼雲煙的命運,畢竟政治是殘酷的。

  《彭博商業周刊》2013年7月1日《看美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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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牛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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