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12月26日“安倍丸”啟程以來，梅開二度的首相安倍晉三顯得很“忙”，合起來前后休息了三個假日，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面，先后出訪了13個國家，其外訪頻率之高達到日本戰后首相之首。今年1月，安倍晉三在國會講演時表示：“外交，不是要單純盯著周邊諸國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而是要像看著地球儀那般地俯瞰全世界。”看來，安倍晉三正在實踐自身的“地球儀外交”理念。對此進行解讀，或許有助於理解“安倍丸”的航向。

首先，安倍“地球儀外交”是日本政局混亂和中國和平崛起的結果。2006年，安倍晉三接棒執政5年多的小泉純一郎。誰料，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居然以“肚子痛”的原因辭職了。當時，人們紛紛指責安倍不負責任的“公子哥”作風，不知道他患了疑難症——潰瘍性大腸炎。更出人意外的是，安倍“一年辭職症”猶如傳染病一樣，接下來了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幾乎都是走馬燈般一年一換，日本政壇更是自民黨、民主黨交替。等到安倍“2.0時代”到來的時候，他驚訝地發現——局勢變啦！

在安倍看來，由於這種政權主掌人的頻繁更換，導致他們上台以后隻能優先於世界上的大國首腦舉行峰會，無暇於他國開展外交。而就在這段期間，中國以標志性的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GDP位居世界第二這樣“三大事件”實現了和平崛起，並且開展了全方位世界外交，把日本遠遠地甩在了后面。

因此，安倍晉三“新瓶裝舊酒”——新瓶子就是所謂的“地球儀外交”，舊酒就是安倍“1.0時代”提出的“價值觀外交”，對多國進行訪問，其目的之一是改變日本外交滯后於中國的現狀。這種外交成果如何，安倍自己大概是心知肚明的。

其次，安倍“地球儀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中國“圍堵外交”。在他出訪的十三個國家裡面，緬甸、蒙古、俄羅斯、泰國、越南都是中國周邊的國家，因此，坊間也稱他進行的是對中國的“劃圈外交”。安倍無論是出訪還是接受法國、印度、緬甸、非洲諸國首腦的來訪，都會或明或暗地指責中國，希望能夠攜手防范中國。但是，令安倍失望的是，公開與他遙相呼應的國家幾乎沒有。印度總理抵訪日本的時候，更是明確表態：“印度的對日外交與對華外交是分開進行的，不能混為一談。”也就是說，這種“圍堵外交”並未奏效，一個和平崛起的中國走向世界絕對不是日本可以阻擋的。

再次，安倍“地球儀外交”的負面效應已經顯露出來。在日本的外交關系中，日美關系是基礎，是“重中之重”。盡管安倍試圖強化日美關系，但結果是冷臉貼到熱屁股上，美國總統奧巴馬先是推遲安倍訪美日程，后是在西方八國峰會期間拒絕與安倍單獨會談，然后高調接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韓國總統朴槿惠，美國主流媒體也公開批評安倍政權的“右傾化”，致使日美關系出現了罕見的“表熱內冷”的局面。

此外，安倍忙於多國奔波，卻與鄰國韓國、中國的外交處於停滯狀態。盡管在日前東盟加三的外長會議期間，日本終於實現了原定在4月舉行的日韓外長會談，但有關日韓首腦會談、日韓領土之爭都沒有拿到桌面上來，反而是韓國直言不諱地要求日本重視歷史認識問題，日本媒體稱這是給會談“迎頭潑了一盆冷水”。也讓日本再次認識到在歷史認識問題上韓國與日本的“價值觀”並不一致的。在對華關系上，安倍繼續維護民主黨前政權破壞釣魚島現狀的立場，擺出一副可以談、但不可以設定條件、不可以改變現狀的姿態，致使中日關系仍然處於僵持的狀態。

這樣看來，安倍的“地球儀外交”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日本政局動蕩、日本經濟低迷、日本外交滯后的強弩之末，是日本試圖拓展活動空間將“價值觀外交”與“地球儀外交”重疊的一種嘗試。問題在於，已經將對美關系、對華關系、對韓關系搞砸的自民黨政權，正在和前政權——民主黨政權一樣，失去“外交的交涉力”，重復舊轍地走向“敗北外交”。

（蔣豐，《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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