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到，會有城管集體要求漲工資，到市政府門口拉起橫幅把路給堵了呢？這事就發生在河南濟源市，當地城管監察支隊數十名隊員日前打出“如此工資待遇，何以養家糊口”的橫幅，喊著“我要生存、還我尊嚴”的口號，要求漲工資，引起人們廣泛關注。(7月11日《新京報》)

連城管都不好管了，這種局面肯定會讓當地政府部門很搔頭。這樣的集體要求漲工資行為，既丟了政府的面子，又給城市管理帶來了新的麻煩。

不必諱言，城管的確是在很多人心中都不受待見的群體。這些年，城管與攤販之間不停上演種種“貓鼠游戲”，一些地方城管還配備精良被戲稱為“武裝到牙齒”，每到一些地方城管拿出事業單位編制進行招聘，就會出現連博士碩士都來擠破頭的場景，這一切，都在不斷強化人們對城管擁有權力身份的印象，都讓人對城管的生存困境與權利生態很少關心。現在，城管集體要求漲工資，倒也算是一次對城管本身存在問題的聚焦展示。

看清城管體制內部的種種問題積弊，看清城管這個群體本身的生存狀態，同樣是解決城市公共管理難題的一把鑰匙。很多城市公共管理的悲劇，本身也就與這個群體管理混亂，魚龍混雜有著重大關聯。一樣的城管，不一樣的編制，這是城市公共管理內部的一種尷尬。表明城管內部矛盾就存在著復雜的利益博弈，一些人就處於特定的權利困境之中。如果他們不能在制度層面，在權力體系內部為這些問題找到有效的出口，這最后就很可能會轉嫁到普通公民頭上。

畢竟，披上權力外衣的城管連自身權利都維護不了，連自己尊嚴都無法保証，在他們失去與公權力博弈的平等機會時，在平時執法上，也許就很難做到處處心存善念，對攤販進行柔性執法。事實上，這些年城管與攤販之間很多慘烈的碰撞，都打上了沉重的“底層互害”色彩。從這個意義講，城管集體要求漲工資也是一種信號，它提醒著中國城市的公共管理，必須走出過去那種臨時化管理狀態，必須從制度與理念的層面，來為解決城市管理尋找到一個終極的出口。

可以說，那些擁有編制的城管，才有真正的公權力，他們才掌握真正的城市管理的話語權。身份不公的背后就是利益分配不公。那些編制外的城管，從某種意義講，其實與流動攤販一樣，也都未被納入到城市管理體系之中，也都是公共部門臨時化管理的對象，他們的生存與發展也都長期處於被麻木對待的狀態。在這樣的行政理念驅使下，在這樣城市管理的規則之下，城市管理最終也很難釋放出應有的善意。

城管集體要求漲工資應該提醒我們理性看待城管這個群體，盡管這些年的確也有太多城管展現出“野蠻與暴力”，但是，我們必須反思，這樣的權力與人性，到底是在怎樣的行政理念基礎上產生的，到底是在怎樣的制度土壤上發生異變的？要知道，很多城管本身也身處社會底層，他們更多是，在按照由權力話語權控制的制度規則來執法。而這一群體自身權利與利益也得不到保証，他們自然容易被擠進人性的夾縫地帶。

單士兵(重慶媒體從業者)

（原標題：“城管要求漲工資”的深層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