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網7月15日文章 在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第二次就職演說中，他號召“我們人民”要堅持美國的個人自由與平等理想。當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秘密監控項目時，他就是在迎接這一挑戰。正如這個國家的“國父們”一樣，他也在反抗一個觸手越來越長的政府的僭越行為。因此，奧巴馬應撤銷逮捕他的行動，赦免斯諾登。

斯諾登受到的指控包括盜竊政府財產以及未經許可傳播機密信息。但是，他並沒有把寶貴機密拱手送給外國政府，也沒有為謀私利而出售機密——這跟已經定罪的奧爾德裡奇·埃姆斯(Aldrich Ames)或喬納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等間諜是不一樣的。相反，他出於原則，放棄了高薪職位，將個人自由置於危險之中。

斯諾登的動機令人贊賞：他認為同胞們應該知道真相，他們的政府正在開展一個范圍極廣、缺乏監管並有可能違憲的秘密監控項目。他的看法沒錯。

正是由於斯諾登的行為，我們如今了解到，官方機構和私人承包商一直在收集大量有關普通美國人的信息，並且在對美國盟友開展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間諜活動。我們由此得知，在國安局正在做什麼的問題上，高官要員們在國會上說了謊，這不得不令人懷疑國會的監督效率。通過將真相大白於天下，斯諾登提醒我們，那些以國家安全名義開展的秘密項目是極難控制的。

國安局的辯護者們聲稱，這些項目隻針對可能造成威脅的人。他們堅稱，那些可能會因數字記錄獲罪或導致尷尬的普通公民不必擔心，因為政府官員沒有足夠理由以及司法批准是不會檢查與他們有關的數據的。

這麼想實在是幼稚!在“國家安全”的幌子下，政府官員可以利用這些巨大的數據寶庫追蹤任何人，質疑他們在做什麼。這些被調查的人可能包括告密者、新聞調查記者甚至是在新聞網站上發表評論的普通公民。

隻要存在一個秘密監控系統，這個系統被某些人出於私利濫用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就有一張“敵人名單”，還曾動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監聽美國公民。而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則靠收集官員負面信息來保住自己的局長寶座。

對暴露的恐懼有可能會導致壓制良性民主體制十分必要的異見和辯論。政府對官僚機構的許多行為都做了保密，選擇性地公開信息，以左右輿論。因此，普通市民隻有依靠記者、學者以及斯諾登這樣有原則的個人，才能知道我們的“公仆”有什麼事瞞著我們。但如果那些批評聲由於私人生活可能被公開而受到脅迫，對當權者進行監督將會加倍困難，政策錯誤將無法得到糾正。

赦免斯諾登肯定會引發情報界的一片抗議之聲，這些人希望通過對斯諾登的處理以儆效尤，以防未來再出現泄密者。但赦免斯諾登不太可能激發一批模仿者。有多少內部人士會因為斯諾登被赦免而願意放棄他們的職位並冒失去自由的風險？就算少數人學斯諾登揭露政府的陋行，整個社會也會從中受益。

斯諾登在史書上的待遇很可能會比抓他的人好一些。也許有一天，他的名字會與其他勇敢的男女——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馬克·費爾特(Mark Felt)、凱倫·絲克伍(Karen Silkwood)等等——並列，這些人有原則的反抗行為在今天廣受人們敬佩。

諷刺的是，如果斯諾登被加入獲得總統寬恕的人之列，他的“同伴”中卻有很多不那麼光彩。杰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赦免了理查德·尼克鬆，老布什(George H. W. Bush)赦免了那些導演了“伊朗門事件”的官員，而奧巴馬已赦免了幾個被定罪的貪污犯和毒販。毫無疑問，斯諾登和這些惡人一樣值得憐憫。赦免斯諾登還能夠証明，奧巴馬的口頭承諾——向“我們人民”許下的承諾，致力於建設開放透明政府的承諾——並不是空話。

(作者史蒂芬·沃爾特，哈佛大學(Harvard)國際事務教授)

原標題：奧巴馬應赦免斯諾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