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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次生丑聞”暴露輿論監督的局限

2013年07月20日09:22來源:中國青年報字號:

摘要:血案與“編制超標”本不相關,但血案讓當地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編制嚴重超標”的丑聞也被順帶挖了出來,這就叫“次生丑聞”。這暴露了輿論監督的局限,更暴露了常態監督的缺位和無力。

當下熱點事件中有一種輿論現象值得關注,就是一個地方曝出某個大丑聞后,這個地方常會連續性地曝出多起丑聞,可以稱之為“次生丑聞”。比如,某地因一起街頭激烈沖突釀成血案,引發舉國媒體關注后,也將當地混亂的官場生態暴露於陽光下,媒體跑到其政府官網上找信息時偶然發現,當地政府領導在編制上嚴重超標。

血案與“編制超標”本不相關,但血案讓當地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編制嚴重超標”的丑聞也被順帶挖了出來,這就叫“次生丑聞”。地震災難之后會有泥石流之類的“次生災害”,地方丑聞之后,舉國媒體雲集關注接力“扒糞”,官場生態被置於輿論監督的放大鏡下,很多平常被掩蓋和忽略的問題都被“扒”出來,形成一波又一波躺著中槍的“次生丑聞”。

冤枉嗎?如果是真的,當然一點兒都不冤。問題早該被曝光和揭露,可因為監督機制的問題而被遮掩,成為監督缺失下“沉沒的問題”,曝出來對公眾當然是好事。雖然具有偶然性和意外性,卻也是一種輿論監督的突破途徑。“次生丑聞”主要有四種暴露的方式。

第一種是輿論監督“報復性”的曝光。網友不滿某個官員或某個部門的所作所為,但在既有體制下又拿那個部門或官員沒有辦法,便會採取“報復性人肉”的方式去找官員的貪腐問題。比如看這個部門有沒有超標,那個官員戴的什麼手表。很多地方政府和官員很不爭氣,根本“經不起監督”。楊達才一被人肉,就查出了經濟問題﹔周久耕一被搜索,就搜出了一堆見不得陽光的破事,從“九五至尊”查出了很多“次生丑聞”。

第二種是媒體監督“順帶性”的曝光。某地發生一起大的丑聞后,比如城管打死人,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往往會引起舉國媒體的集中。一些地方非常封閉,平常基本就是縣太爺的“土圍子”,缺乏監督陽光的照射,累積了很多社會問題,當然經受不住舉國媒體的輿論監督,那些問題都會被順帶著挖了出來。記者到這個地方採訪,自然也會“捎帶”回很多新聞。

第三種是地方政府錯誤的危機公關中引發的連鎖丑聞,形成輿論次生災難。發生丑聞后,地方總想迅速息事寧人和“控負”滅火,但常常是欲速而不達,一蠢再蠢地制造了新的丑聞。典型如當年故宮失竊案,由於故宮方面應對不當,竟由“失竊門”引出了“錯字門”、“會所門”、“瞞報門”等十重門。前段時間延安城管踩人事件,當地昏招頻出,也形成了“臨時工”、“城管大樓”、“偽造道歉”等多重門,出現一連串次生丑聞。

第四種是順藤摸瓜式的次生丑聞,案中有案,由一起事件在深入調查后發現有更深的水、更深層次的問題,背后有更大的“老虎”。

這些次生丑聞往往都帶著很大的偶然性,仿佛都是意外中發現的,充滿了戲劇性。這暴露了輿論監督的局限,更暴露了常態監督的缺位和無力。一個地方的很多問題,本地媒體無法監督,甚至形成監督的真空,隻有當這個地方成為舉國關注的焦點時,問題才被異地媒體“順帶”地發現並曝光。當社會問題的曝光基本靠這樣的“順帶”和“不小心暴露”,當我們的日常監督機制失效和失靈的時候,社會是非常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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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牛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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