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一個“極少數”與“大多數”之辯：極少數干部有問題，大多數干部是好的。比如大多數城管在致力於城市市容的管理與服務，極少數人在執法過程中態度粗暴，打罵小商小販甚至打死了人。有人總結說，城管的主流是好的。

最近發生的湖南臨武瓜農與城管沖突時“突然倒地死亡”事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進行相關分析的典型案例。臨武有多少城管人員，我們沒有資料，但參與當天執法的城管有七八個，就算他們人人都對瓜農鄧加正之死負有責任，他們也是城管中的極少數。這時候，就不能以“大多數是好的”來文過飾非。一項管理制度竟然帶了血，就算不能從整體上否認這制度，也必須反思其缺陷。

極少數城管打人甚至致人死亡，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正確的做法就是與肇事者切割。肇事者該承擔責任就得承擔責任，政府方面該賠償的就堅決賠償，這也是依法辦事。僅就策略而言，城管部門不能讓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對肇事者不包庇、不護短，可以維護或者修復城管作為執法機構的良好形象。

在公共事務中，最優選擇往往是不存在的，“次優”實際上通常就是現實的“最優”。但正如古人雲，“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在邏輯上，我們又不能放棄“最優”。《禮記大學》則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雖然是談修身功夫，但也為治國、平天下確立了“止於至善”的倫理准則。全體公務人員干的每件事都好很難，但我們不能放棄努力。政府應當以“善政”為目標，以“臻於至善”自期。

臻於至善的一個關鍵，就是正確處理“極少數”與“大多數”的關系。人非聖賢，官非聖賢，他們可能會犯各種錯誤，但必須知錯必改﹔而對於那些違法亂紀者，政府必須堅決予以問責。知錯必改，即“臻於至善”﹔問責不好的極少數人，表明我們能夠直面肌體上的問題，有誠意解決問題，這也是“臻於至善”。否則不堅決否定錯誤，不否定壞的極少數人，我們就沒法宣稱“多數人是好的”。

大多數，可以用為一種評價標准，比如大多數人同意。但不能作為具體施政、政策的目標，例如我們不能說隻讓大多數人富起來，少數人由他去窮﹔不能說大多數司法審判是公正的，這樣的司法就應該滿意。因為我們的制度、政策出了問題，給少數人造成傷害，對他們而言，就是百分之百的錯，怎能視而不見？

我們在轉型期，矛盾多，問題多，解決需要時間、耐心，人民能理解。但要對人民說清楚，要讓人民看到改進，看到追求臻於至善的努力。以“大多數是好的”這樣荒唐的邏輯粉飾太平，會讓人民懷疑改進的誠意，這不是對人民負責的態度。

大道至簡，那就是直面問題，並想辦法解決問題。不好的極少數是政府“水桶”的短板，不補齊短板，“大多數”好也是白好。不以壞的極少數卸責，多些反求諸己，就會多一份“臻於至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