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臨武城管與瓜農起紛爭導致瓜農意外死亡，哈爾濱市道外區城管打傷瓜農……近期各地頻發的城管暴力執法事件，再次引發輿論高度關注。

筆者認為，城管暴力執法的根本原因在於城管責任和權力的不匹配。責任過重，權力有限，城市不管不行，管，又沒有足夠的執法權。權威性不足，手段也有限，這就給暴力留下了空間。

首先看責任。城管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大大小小，凡是街頭巷尾的事，甚至其他執法部門不願意管的“疑難雜症”，很多地方都甩給了城管。不說不斷增添的職責，僅制止違法佔道擺攤這一項，工作量就非常繁重。

再來看權力。其實行政上、法律上並沒有賦予城管太多的權力。他們不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頂多也就是罰沒物品。而城管身份的權威性又不夠，小販兒很容易出現不配合的情況。勸說不理，驅趕還來。很多地方出現了舉牌執法、圍觀執法、勸說執法等柔性執法手段，實際上，效果往往很有限。勸說一個下午，小販當評書聽，怎麼辦？

有人出主意，堵不如疏，給小販兒集中蓋市場，讓他們去申請攤位，這也很難奏效。小販的利潤就在低成本，上了市場他們就沒得賺了。再者說，如果不在家門口，誰會跑到幾公裡外的市場上專門買個烤白薯？

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要靠法治。法治帶有雙重約束性，一方面約束公權力，給公權力劃出邊界。比如，城管打人要堅決依法懲處，但其任務繁重，相應的權力也應該得到配套和加強﹔另一方面，也要約束公民權力。給城管賦權的過程中，要廣泛征求民意，而一旦確權，小販兒就要在法律框架下活動，不能依照自然權利，想在哪兒擺攤就在哪兒擺攤。

面對不服從管理的小販，有法律嚴格約束其經營行為，還用使用暴力嗎？面對肆意打人的城管，有法律劃定清晰的執法界限，違者必究，還敢濫用暴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