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當時的改革者為自己“制造”了一場足夠使得他們下大決心進行改革的危機，可謂“壯士斷臂”之舉。實際上，向地方分權會導致“亂”，改革者非常了解這樣的結果。但為什麼他們還要竭力去推動分權呢？這就是他們的改革策略。危機導致改革，改革促成制度改革和創新。分權所造成的危機，促成了中央政府在1994年進行分稅制改革，確立了新的稅制。此后，中央政府比較順利地進行了1998年的中央銀行制度改革，和“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體制改革。財政稅收、金融和國有企業體制的所有這些改革，重新構造了中央地方關系。

利用地方創新來推進制度變革的另一有效方法，就是1980年代開始設立的沿海經濟特區。設立特區就是設立制度創新的空間。在特區內部，特區政府可以對各種新的制度先行先試，成功了就向其他地區推廣﹔不成功，其影響也局限於特區之內，不會影響大局。從方法論上說，特區可以視為是改革的“試錯”方法。像中國那麼大的國家，這種方法非常重要。要把一種尚未進行試錯的改革舉措推廣到整個國家，其中所包含的風險巨大。從過去30多年的改革經驗看，這種試錯方法非常有效。學者在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經驗時發現，中國的成功就在於像特區那樣的“試錯”方法，而印度的體制不容許這種方法的產生。

從有效性來說，體制創新更可以“借助”外力。在近代史上，很多國家成功的體制現代化都是採用這種方法。亞洲的典型例子就是日本的現代化。“四小龍”經濟體的成功，基本上也和這種方法有關。這種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三個因素。首先，外力的形成和內部的既得利益無關。其次，一旦把內部發展和外力關聯起來，內部的既得利益就會感受到改革的壓力。第三，和外力發生關聯可以培養新的利益，同時既得利益通過改革自身，和外力發生關聯，也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今天，諸多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和日本，仍然都想通過進一步的開放來推動內部改革，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也和外力有關，主要表現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上。世貿組織在中國體制之外，但可以對中國的體制改革構成巨大的壓力。為了加入世貿組織，和現存的國際經濟體制接軌，中國修改了大量的國內法律。如果沒有這個過程，中國的體制很難和國際接軌。這個接軌過程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力，一些既得利益也的確受損，不過整個國家則是受惠的。當然，在使用外力的方法時，最重要的是要堅持“中國主體”這一原則，外來的體制是為我所用的。也有很多國家過分仿效甚至簡單地接受西方的體制，不僅得不到發展，反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限制中央官僚對改革的阻力

體制創新的歷史經驗對今天的中國具有重要的啟示。中共十八大之后，各方面的改革計劃都已經出台。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實施這些改革計劃。不過，現實地說，要實現改革的全面突破可能只是一種理想。各種體制背后都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要找到改革突破口，關鍵還是在於體制創新，也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養新的利益。現存的既得利益需要改革，也必須改革，但這種改革不會導致根本性的制度變革。在沒有有效的外在壓力的情況下，針對既得利益的改革只是點點滴滴的。隻有當新的利益產生和發展到足以對現存既得利益產生有效的壓力時，才能對既得利益進行真正有意義的改革。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