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體制創新來推動體制改革，中國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是中國改革和發展成功的路徑。從政策操作角度看，這也是從鄧小平到1990年代后期的改革思路和改革策略。這裡當然不是要對改革做一個全面的回顧，而是舉一些重大改革實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現在人們談論改革受到了既得利益的阻礙。但任何時代都是存在著既得利益的。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鄧小平發動改革的時候，也存在著既得利益。當時的既得利益並不比現在的小。要推進改革，主要是要找到克服既得利益改革方法。鄧小平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較之城市，農村的既得利益比較少，可以說是既得利益的薄弱環節，比較好克服。當時的既得利益群體，主要是農村基層干部和土地制度。這個利益鏈不可說是不強大。但因為在城鄉二元制度下，農村和城市被隔離開來，農村所發生的不會直接影響到城市。尤其農村改革是推動經濟發展，符合廣大農民的利益。

農村的經濟改革可分為兩大塊，一是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就是農村家庭土地承包責任制，一是鄉鎮企業。農村改革在短短的幾年裡取得了成功，為城市改革創造了良好的物質和制度條件。不過，農村的改革並非沒有遇到阻力。當時，尤其表現在高層一些領導人對農村改革的意識形態化的認識。沒有鄧小平等改革者對農村改革的保護，就算不是被完全扼殺，農村改革也會走得很辛苦。

更值得注意的是，農村的經濟體制創新也很快觸動了農村治理制度的改革。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最終導致了基於集體土地所有制基礎之上的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和生產隊體制的解體。這個制度的解體，進而催生了農村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是農村民主政治的誕生。

1984年開始的城市改革，走的也是體制創新這個思路。城市改革主要內容是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但是要改革這個龐大的既得利益，無論從物質利益還是意識形態層面，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時改革者的策略就是，國有企業動不了就先不要動。國企改革早期主要是內部的改革，而且是分權讓利，就是政府給於企業更多的自主權和經濟上的好處，並沒有從結構上對國有企業制度進行改革。城市改革的重點在於制度創新，即容許在現有的國有企業體制外面，產生和發展出一個非國有部門來。這個非國有部門體制，在早期是以個體戶為主的民營企業，后來外資企業特別是港台的企業加入進來，壯大了力量。

制造促成改革的壓力

1990年代初，國有企業開始大面積虧損。到19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改制最終被提到政府的最高議程。為什麼這個時候可以改革國有企業了？主要是非國有部門的發展（民營和外資企業）為國有企業改制提供了物質上和制度上的條件。物質條件就是非國有部門有能力消化國有企業改制所產生的大量成本，例如下崗工人的就業，非國有部門吸收了數千萬從國有企業改制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同時，非國有部門的發展，也為政府提供大量的財政資源，為政府改革國有企業提高了財政條件。

制度創新更表現在中央地方關系的改革方面。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中央地方關系在中國各方面的制度發展過程中佔據重要地位。和國有企業改革一樣，在中央地方關系中，中央政府首先實行的是分權讓利，把更多的權力和利益（主要是經濟層面的）讓渡給地方政府。中央向地方大規模分權，為地方的制度創新創造了條件。無論在毛澤東時代還是在鄧小平時代，中央地方關系的一般規律是，激進的分權必然導致危機，就是平常所說的“亂”。但不能機械地把“亂”視為是單純的負面現象。“亂”是危機，但也是改革的機會和動力。無論在什麼地方，體制改革要有壓力，沒有壓力，不會有改革的動力。1980年代的中央向地方的分權讓利，結果就是中央政府面臨巨大的財政危機。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