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頂上的人和山底下的人看對方一樣小”。這一箴言蘊含了豐富的生活哲理：站在相反方向的人(群)分享同一互動過程時，具有小看對方的行為心理基礎。

“小看對方”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象牙塔中苦心孤詣的學者常常無視紅塵中的功利﹔處在一線的業者則不吝嘲諷大學教授容易把簡單問題復雜化。極端的時候，俗人和書呆子的帽子就扣給了對方。又如，機場的業者認為一旦出事顧客太難纏﹔后者則認為前者在航班出現延誤時一問三不知難辭失職。

“小看對方”形成慣性會滋生行為傲慢，所謂“山頂上的人覺得山底下的人更為渺小”即是此理。這種行為邏輯對處在高位的人群有警示作用。處在高位的人在經歷努力和時間成本，獲得高位視界下的“風光”報酬時，覺得自己高大對方渺小的蔑視和傲慢概率比山底下的人要高。我們將這種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不適度高位優越感概括為高位傲慢或者權力傲慢。可不是麼，當薛蠻子將在西方所學的零碎知識進行篩選，並在微博上為自己墊起道德空間高地時，何其傲慢也！

事實上，雖然類似薛蠻子、韓寒這樣獲得輿論關注高位的人(群)滋生傲慢的概率較高，但公共部門尤其是強力和綜合部門出現權力傲慢的概率更高。原因在於，前者和互動對象形成的分享機制叫“共品”，而后者和互動對象形成的分享機制叫“公品”。二者相同地方在於，分享機制都具有非排他性，分享的人群可以是兩個人，也可以是亞於社會人群的任何人群。二者不同地方在於，前者具有非強制性，你可以因為不喜歡韓寒作品的傲慢而不做他的粉絲﹔但后者具有強制性，你不能因為不喜歡某些政策而不接受它的執行后果。當“公品”中互動機制的高位者產生優越感時，強制性帶來的后果是全社會的。這也是人們厭惡公權力傲慢的根本原因。

君不見，當年一名接受記者採訪的官員放出“你是准備替黨說話，還是准備替老百姓說話”的厥詞時，權力傲慢既傷害到了黨和國家，也傷害到了老百姓，但我們卻沒有辦法不接受他治下的不合格服務“公品”。君又不見，當中國的改革在幾代人努力下取得傲人成績后，處在不同層級的宏觀管理部門的后來者繼承了改革績效帶來的公共部門合法強制性。不在少數的后來高位管理者產生了自己無所不能的管理幻象，既不願意像當年的領導者那樣虛心聽取社會呼聲，也不願意屈尊自身下問社會有識之士的新改革建言，這成為滋生權力傲慢的后改革時段的典型決策特征之一。

好的改革進步是無止境的。當中國人以改革的初步成功在國際舞台與其他民族互動時，我們不能不看到在國內容忍度很高的“中國式吐痰和吵鬧”，在世界視角中並不優雅。我們30年取得的改革成就，無論是人均GDP還是行為理念，還不足以讓世界人群感到中國夢就是世界優秀之夢。改革進入今天的時代，中國仍需謙虛地向前走。尤其是，高位傲慢要不得。▲(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