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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鵬飛

7月的香港書展、8月的上海書展以及剛剛閉幕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讓今夏的書香分外濃郁。面對海量的新書如何選擇，我們曾經一度依賴報刊上的專業書評，而今，在商業出版和新媒體應用的雙重變革之下，書評自身也面臨著“危機”。上海書展期間舉辦的“書評時代”論壇上，有學者感慨：“書評家曾經是作者和讀者之間最周全、干脆的介紹人，未來的書評面臨的問題是，怎樣對待網上鋪天蓋地的感想。”

顯然，這“未來”已經提前到來。現在在亞馬遜網站選書，已經繞不過每本書鏈接的網友評論了，短則三五句，長則數千言，角度殊異，褒貶不一，確實能為購買與否提供判斷依據。再到以豆瓣讀書為代表的社區網絡走一遭，更是會為匿名作者發布的個性鮮明卻不乏專業深度的書評叫好。對此，有人樂觀，因為自願參與、獨立發言保証了評論的民主化﹔有人悲觀，消費時代的書評只是大營銷的組成部分，一篇罵書的文章有時候也是一種營銷策略，網絡水軍的身影在圖書評論界已經出現﹔有人只是將其視作快餐文化的一種表現，書評如同縮寫本一樣正在代替人們對原著的閱讀﹔有人則更進一步，探討在報紙雜志不斷關門、書評版面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對網絡書評進行付費的可能性。

態度可以商榷，但是問題遮蓋不了：新媒體時代發聲的便捷，使得每個人都可以是評論者，那麼，專業的書評家作用何為？不僅書評如此，電影、電視、戲劇演出的評論面臨同樣的問題：大眾文化以自由、共享、平等、豐盛為耀，每個人有選擇的自由也有評論的自由，一切存在和傳播背后都有“趣味”做支撐，誰還需要專業評論家表情嚴肅地來劃分三六九等的“品位”呢？主流媒體聲音和自媒體聲音、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差異性共存，正日益把問題推舉出水面。

尊重讀者和觀眾的欣賞趣味，尊重每個個體的權利選擇和權利表達，這是文化多樣性的內在要求。但二元對立的迷障需要破除：尊重趣味和提倡品位並不矛盾，主張文化權利的人們並不是排斥品位，而是排斥一元的價值判斷、排斥僵化的等級劃分、排斥空洞的指導和說教﹔尊重趣味和提倡專業性也不矛盾，比某個作者是否是專業的評論家更重要的是，他或她的評論是否是專業性的評論。網絡上的匿名寫作雖然是個人趣味的表達，但一樣可以專業且有品位。

問題在於，尊重趣味的同時是否該對“趣味”保有自覺的反省？當我們具體地說某一部作品“好”或“不好”的時候，背后一定有一套抽象的對“好”或“不好”的定義。這定義來源於我們長久以來的個人閱讀史、知識構成、思維習慣和方法論，更來源於我們所扎根的生活基礎、社群特征和文化氛圍，對普通人來說，這是一種渾然不覺的內在塑造。但是對一些有公眾影響力的人而言，當以“趣味”為名，以這套定義去褒貶和評判作品，並將自己的判斷傳播開來、影響他人的時候，就需要反省自己的趣味來源及其嚴密性、邏輯性了。否則，把自己的趣味和經驗自然化，個人的文化趣味將變成頑固的文化偏見。

這樣一個反省和檢驗的過程其實正是公信力的發酵過程。生產與傳播機制的改變帶來了評論形態的改變，但不變的是人們對於評論公信力的訴求。日前，微博上一些大V們有償轉發、散布謠言的事情之所以引起關注，正是因為其公信力的猝然倒地。如何保証公眾人物的評論盡可能客觀、公正、具有啟發意義，如何避免對“影響力”的誤用和濫用、避免以個人趣味綁架公眾關注，如何讓歷史與實踐所賦予的公信力反過來接受歷史與實踐的檢驗，這才是問題所在。

書評的危機也在於此。“過度的出版和天花亂墜的宣傳導致了劣質的閱讀。這不僅僅是過多的小說搶奪過於稀少的讀者的問題，而是太多的小說事實上將讀者趕跑了。我們需要重新拾回對書的判斷。”小說家薩爾曼·拉什迪的這段話，說中了當下很多人的心聲。不論書評和書評人的生態發生怎樣的改變，作為讀者，我們渴望從書評中得到的，永遠是對於書的真知灼見，是對於書的勇於判斷和真實判斷。說到底，評論的危機既是因為評論形態的改變，更是因為在或者真實或者偽造的萬千“趣味”之下，對評論公信力的損傷。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