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藤縣小學生撐竹筏上學”的報道，觸動了很多人的神經，小學生用稚嫩的小手撐著竹筏去上學的照片，讓很多人感慨山區孩子上學路的艱難，感嘆“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並把矛頭指向了當地政府部門，為什麼置孩子於險境中？為什麼不能保障孩子的上學安全？輿論壓力下，當地官方已經叫停了“撐竹筏上學”，在岸上豎起禁撐竹排上學的安全提示，設立了臨時教學點，安排教師到點上課，就近解決村裡孩子上學難問題。

問題貌似通過“設立臨時教學點”得到了解決，孩子不必撐著竹筏上學了，可這樣的教學點畢竟是“臨時”的，不可能長久存在，淡出輿論熱點視野之后，孩子還得面臨求學難的困境。官方也許覺得“撐竹筏上學”會影響地方形象，孩子出事后會給政府帶來麻煩，已經“叫停撐竹筏”，可以后孩子怎麼去到對岸上學呢？原先撐竹筏隻要走幾百米，而在岸上繞著走得走4公裡，一天兩個來回就是16公裡。

官方“叫停撐竹筏上學”，看起來順應了輿論，其實是一種多輸的結局。雖然媒體是出於好心報道了“撐竹筏上學”，可官方對此也無根治之策，貧困地區買不起校車修不起橋，隻能簡單地叫停看起來危險的撐竹筏。可這只是無奈的鋸箭療法，臨時教學點撤去后，家長和孩子以后不得不走更遠的路。而且，山路不一定就比水路安全。境遇可能比之前的撐竹筏上學更壞更艱難，這一定不是孩子和家長所期待的結果。

這種尷尬的境況，跟不少地方暴露的問題一樣。媒體曝光黑校車現象，幾十個孩子擠在缺乏安全資質的黑校車中，地方政府在輿論壓力下打掉了黑校車。

有著安全隱患的黑校車被打掉了，可地方又無力購買正規校車，結果孩子們陷入更壞的境地：或者因路途太遠而輟學了，或者隻能坐更加不安全的拖拉機或三輪車。出現這種尷尬的結果，除了地方政府偷懶卸責的鋸箭療法外，也與城鄉兩個世界的隔膜有很大關系。對貧困山區缺乏了解的城市人，還有習慣生活在城市、看問題習慣帶著城市生活經驗、掌握著話語權的媒體人，放大了“撐竹筏上學”的悲情。

“撐竹筏上學”的悲情很大程度上是外人想象出來的，生活在其中的大人小孩並沒有覺得悲情。分析問題有必要深入其中設身處地，而不能身在其外夸夸其談。了解了這個村庄就知道，“撐竹筏上學”在當地已經傳承40年了，因為上學陸路太遠，而水路很近。37歲的村民姚先生回憶說，1983年，他上小學一年級，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撐竹排劃過500多米的水面往返家和學校之間，一天兩個來回”。而且，山路不一定就安全。村民說，作為成長生活在庫區的山村孩子，從小就會游泳，這也是村民放心讓孩子撐竹排的主要原因，“不會游泳的就不給去學校”。

這是生活在城市的人無法理解的生活經驗，這就是兩種生活的隔膜。想起一個故事，在貧困山區採訪時，記者對正在給孩子泡方便面的母親說：以后盡量讓孩子少吃這些油炸的速食垃圾食品。孩子的母親說：“沒關系，不經常吃。但是每年都會給孩子煮一次，因為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其實我們根本舍不得吃。”在城市人眼中，方便面是“油炸的速食垃圾食品”，他們的日常經驗無法理解，在另一個他們很陌生的世界，方便面是奢侈品。沒有山區和農村生活經驗的人，無法理解“撐竹筏上學”這樣的底層求學狀態，很容易脫離那個世界的語境而按自己的經驗進行悲情想象。不進入真實的生存語境，很容易徒有悲情的感傷和憐憫，而缺乏貼近現實邏輯的務實思考。

“叫停撐竹筏上學”對孩子們也許是更壞的結果。同情和悲憫是可貴的美德，可如果能夠突破優越感和隔膜而俯身進入那個陌生世界去將心比心，不只是憐憫，而能夠設身處地站在當事人的立場去思考，那是更大的善。(曹林)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