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三中全會解決了“憲政之爭”

　　海外網12月3日電 據《聯合早報》報道，政治領域並非是三中全會的重點，但這次全會也回答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和政治改革問題。首先是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決定》重申了傳統的觀點，即從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協商和基層民主等層面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重點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上，解決了前段時間中國社會的“憲政之爭”，間接表示了中國既不走左派“不搞憲政”的道路，也不走右派的“西方憲政”道路，而是堅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走依法治國的道路。

　　其實，以往的公報中往往都是提“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盡管法治、法制一字之差，也體現出執政者理念的不同。“法治”的概念實際上在中共十五大的時候已經提出來，並以此作為國家政治發展的目標。但此后，對法治一直強調得不夠。這些年來，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變得模糊起來。今年年初以來，更是出現了左右派之間的激烈爭論，左派簡單地把“憲政”和西方政治制度等同起來，反對“憲政”，認為中國不能搞憲政﹔右派則認為中國應當搞西方式憲政。這次三中全會給出了答案，既否定了左派，也否定了右派，中國要搞中國式憲政，就是法制與法治。《決定》使用了一連串“法治”，即“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並強調要“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中國的憲政到底是怎樣的？這的確需要人們花大力氣去探索。在神權和王權時代終結之后，憲政已經成為唯一的選擇。除了少數幾個國家，大多數國家，不管其制度形式如何，都會強調憲政建設。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精英，從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要搞憲政的，有沒有實現這個目標則另當別論。毛澤東主導下的1954年憲法，和鄧小平主導下的1982年憲法，都是執政黨憲政道路的探索。不過，應當意識到，西方式憲政並不是唯一的憲政形式。除了西方世界，西方式憲政在其他地區包括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並沒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在這些地區，盡管有了西方憲政形式，包括憲法、三權分立、多黨制等等，但大都是失敗的案例。這說明了，各國要根據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政治現實，來設計自己特色的憲政。從理論上說，憲政的本質就是法治，就是依法治國，就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裡”。三中全會對憲法和法律的強調，可以為前段時間的爭論理清一些重大問題，並且開始中國式憲政的探索，強調司法程序的獨立性，不失為一個有效的起點。

　　對“社會”主體強調不夠

　　在政治領域，第二個重大問題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及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即執政黨主導改革與社會參與改革的關系問題。三中全會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社會治理”。對“治理”概念的強調是有原因的。“社會治理”概念的提法，顯示出執政黨更重視處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而非簡單的以國家為主體的管理思維方式。從前，無論是“維穩”還是“社會管理”，主體都是政府，都往往被理解成為國家對社會的管理，官員對人民的管理。這種話語的變化也是一個進步的表現，因為在“治理”的話語裡，無論是“國家治理”還是“社會治理”，都會涉及到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主體不僅僅是政府，而且也是社會。如何在制度層面實現“社會的參與”？這次全會強調的是“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

　　這些表述和“治理”體制的建設還有很大的距離，主要是對“社會”這一主體強調得不夠。全會沒有強調社會組織的作用，社會組織的扶植和培養。因為經濟發展不平衡，中國的社會力量在各地的發展也不平衡。這些年來，在沿海經濟發達的地區，社會力量也獲得了很快的發展。如何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體制，已經被提到一些地方政府的議事日程，並且在實踐層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經驗。地方政府在培養和扶持社會的同時，建設社會監管機制，把社會力量視為自己的伙伴，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形成互相支持的良性互動。

(責編：張婷、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