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新輪金融改革須增強與財政體制改革協同性

　　金融改革，當前最關鍵的問題是要改革金融資源的配置方式，這需要重新調整中央地方財權事權分配，逐漸改變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為主體，以土地儲備作為抵押支持，以銀行信貸作為主要資金來源的地方政府融資模式，盡力開辟地方政府新財源。

　　如何構建“有效市場”，已是中國未來5至10年的發展主線。就金融改革領域而言，當前最關鍵的問題是要改革金融資源的配置方式，通過金融、財政改革等整體協調推進，大幅提高配置資源的效率和水平，以金融轉型為突破口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

　　金融體系效率低下，以及金融體系的期限錯配、結構錯配和方向錯配，與我國的“金融抑制”政策相關。所謂“金融抑制”，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實施的一種服務於工業化戰略的金融配套政策。基本特征是低利率政策和政府對低成本資本配置的行政管制或積極干預。政府通過低利率政策人為降低資本成本，以鼓勵資本密集型工業的固定資產投資，並通過產業政策和行政管制手段將供不應求的廉價資本導入政府需要重點發展的產業和企業。

　　我國“金融抑制”的突出表現有：其一，社會總杠杆化增速過快且分配不均，融資增速過快，導致這兩年我國融資杠杆大幅上升，原本不完善的金融體系中隱藏的問題被不斷放大，市場風險大幅上升。看融資部門的結構，我國企業融資佔比較大，個人融資比例較低，消費能力不足。同時，政府部門融資通過地方融資平台，管理存在較大問題。

　　其二，融資渠道比較單一，信貸佔融資比重大，銀行參與度過高，風險過度集中。債券、股權等市場不發達，導致融資風險與銀行捆綁緊密。一旦任何一條融資渠道出現問題，將對整個融資體系帶來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其三，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背離，以及對實體經濟的“擠出”，表現尤為嚴重。其直接表現就是貨幣金融投放大量增加，但資金利用效率卻大大降低。金融市場將金融資源大量配置到產出效率較低的基礎設施以及房地產領域。反過來，金融資金並沒有流向實體部門，而是又直接或間接地回流至金融體系內。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暴發以后，我國經濟形成了對信貸的高度依賴，單位經濟增長所需的信貸量越來越高，信貸增速遠遠快於GDP增速。在2007年至2012年間，我國信貸總額佔GDP比例升至190%以上，上升了60個百分點。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