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昭：習近平提“商鞅變法”的政治意涵

近日，據媒體公開報道，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小組討論時，提到了商鞅變法、王安石改革等。筆者以為，這不僅僅是“引經據典”，其背后蘊藏著深層的政治內涵。

從歷史上看，無論是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還是宋代的王安石變法，在當時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后均以失敗結局。誠然，變法失敗的因素有很多，也很復雜，但有一個是共通的，也是很根本的原因，即變法觸動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改革進程遭遇了強大阻力。

當前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面臨著類似的處境，如何避免殷鑒重演，是執政者必須深思的問題。這或許就是習近平提及“商鞅變法”的政治意涵。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裡的一些提法，如“廣泛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以更大決心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或許就是中央領導層看到了這個歷史經驗，看到了未來改革的阻力，看到了凝聚共識的重要。

當今中國要不要改革，“左派”和“右派”是有著共識的，即“必須改革”。只是在改革的方向和路徑上，存在著不同的認知。因此，尋找不同利益團體的最大公約數，成為改革的突破口。比如《決定》提出的“廢除勞教制度”、“單獨二孩”政策等，可謂是人心所向的變革措施。

當前，一個基本的判斷是，中國進入了“深水區”和“攻堅期”。與“淺水區”主要是意識形態桎梏的特征相比，“深水區”的最大特征便是利益集團化。

美國馬裡蘭大學奧爾森教授在《國家的興衰》裡曾指出，在邊界不變的穩定社會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出現大量的集體行動組織（即分利集團）﹔這些分利集團，一旦大到可以成功，就會成為排他性的，並且會盡力限制分散成員的收入和價值。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行政系統裡，已經形成了大量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在佔有絕對優勢資源的情況下，往往可以俘獲政府，挾持操縱國家政策，弱化國家的自主性。可以說，現在的矛盾是不同的利益集團在博弈，意識形態問題變得次要。

因此，中央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以求增強國家自主性和治理能力。習近平等中央領導認識到，制定出一個好文件，只是第一步，關鍵在於落實文件。在深化改革問題上,一些思想觀念障礙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尤其是來自各種既得利益的阻礙。因此，要推動全面改革，必須要有個層級更高、超越部門利益的機構。隻有這樣，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才不會成為空談，民族復興夢才能早日實現。

（張廣昭，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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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