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不能照搬西方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這個總目標，對全面深化改革有重大指導作用，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有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就如何理解這個總目標談一些看法。

一、什麼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就是黨領導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就是保証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保証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這些構成了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依托。

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能力，就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能力，也就是制度執行力。這種能力體現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治理能力的關鍵是人的素質，特別是干部素質。提高治理能力關鍵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特別是建設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高素質干部隊伍。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國家治理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依照我國憲法，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是國家治理的主體，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黨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擔負著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使命，要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須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証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

國家治理涵蓋現代化建設五位一體總布局和黨的建設，而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層面。必須著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一是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二是依法治理，加強法制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三是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四是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

二、為什麼要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們黨提出的全新理念，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境界。

社會主義是一種新生的社會制度，還處在實踐和發展的初期。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沒有成功的經驗，隻能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他們關於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過世了，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以后，不斷探索這個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的進展尤為顯著。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不斷出現動亂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這說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

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主要是國家制度體系還不完善，法制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還比較突出，各級干部的能力素質還不適應形勢任務需要，社會參與、群眾自治程度還不高，國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存在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都與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執行不力密切相關。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正在經歷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農村社會向工業、城市社會，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這種轉型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趨勢。長期農業、農村社會形成了深厚的“人治”傳統，而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社會則以“法治”為主要特征﹔如果說“熟人社會”難免是“人情社會”的話，那麼“陌生人社會”則必然是法治社會。就是說，我國社會轉型已經對國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對時代要求的回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法治中國”的任務，強調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都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國的改革，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領域改革的關聯性、互動性明顯增強，要求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更加注重從制度上解決問題。鄧小平同志1980年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盡管還不完善，但是無論如何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對鄧小平同志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著眼點和著力點都是要改革和完善國家各方面制度。讀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涉及“制度”的內容何其多，可以說通篇都在講制度、講體制機制。也就是說，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標志著我國改革進入整體推進制度創新、制度建設的新階段。

(責編：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