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方遠：台獨歷史教科書是怎樣煉成的【2】

第6章第2節《台灣精神》更是全書“精華”所在，日本民族的“大和魂”精神在台灣得到了“傳承”，課文稱：“除了有形的文化資產之外，我們還繼承了先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也就是所謂的‘台灣魂’。”反中與反共的意識形態在這本課本中也得到了華麗且完美的結合：“民國38年以前，無論是在中國或是日本的版圖之內，台灣一直都是政治權力的邊陲地區”，“直到最近，我們還是不屈服於中共政權的‘文攻武嚇’”，“三百多年來，居於統治地位的族群很少能平等對待台灣人民，長期的屈辱以及一再的壓制，使台灣人不斷地要求平等，珍惜自由，維護尊嚴”。

第8章《民主的滋味》則搭配李登輝所謂“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強調“悲情的歷史”：“四百年來，大部分時間，台人民都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台灣政治史是一部未經當地居民首肯並且參與的悲情統治史”。最末章《營造新台灣》便寄希望於台灣學子：“在國際社會中，我們不僅欠缺合理的生存空間，還經常面臨戰爭的威脅”，“到了20世紀末，‘台灣人’已經成為我們在國際社會中的共同名字，一個嶄新的台灣社會也逐漸成形”，“你我都是地地道道的主人”。

《民主的滋味》

這部橫空出世的媚日反華教科書，在當時台灣社會引起相當程度的反彈，例如1997年7月20日TVBS與《新新聞》雜志合辦“認識台灣教科書大辯論”，由支持《認識台灣》的陳文茜（時為民進黨主席特助）、王拓（時為民進黨“立委”）、段宜康（時為民進黨台北市議員）對辯反對《認識台灣》的李慶華（時為新黨“立委”）、尹章義（時為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與陳昭瑛（台大中文系教授）。台灣著名的排灣族詩人莫那能，更是以其原住民的身份發表聲明嚴厲譴責《認識台灣》教科書，疾呼：“立即修正所有即將印行的教科書，‘認識台灣’必須認識真實的台灣，不是強迫下一代認識虛構的台灣”。幾位台灣文史學者王曉波、李維士、曾健民、黃麗生、潘朝陽、陳昭瑛、劉孝春等人，逐頁逐句完成《認識台灣》歷史篇與社會篇的修訂與批駁，由王仲孚教授主編為《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資料》，1997年9月由台灣史研究會出版。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以許南村筆名，邀請兩岸學者完成《認識台灣教科書評析》一書（1999年台灣人間出版社），批評這部教科書有著“大量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干預，民族分離主義的宣傳和新殖民地觀點，使歷史教科書充滿了欺罔和錯誤”，並且逐一反駁教科書中的“台灣文化多元論”、“明鄭獨立王國論”與“日本殖民有功論”等謬論。

在“反共反華”與“親美親日”的政治正確之下，“同心圓史觀”、“日本殖民有功”與分離主義的傾向就此主宰台灣的歷史教科書書寫。李登輝卸任前夕，1999年台灣修法通過教科書“一綱多本”，也就是根據“教育部”的課程綱要，開放民間出版社編寫教科書。原來“一綱一本”制度下肩負教科書編纂的“國立編譯館”於2004年正式退出教科書的編寫工作，並於2011年與“國立教育資料館”合並為“國家教育研究院”。

此后，台灣各級學校的教科書編寫過程成為“三級制”：先由“教育部”邀集專家學者訂定“課程綱要”，再由民間書商分別邀請學者教師根據“課綱”編寫教材，完成之后送交“國家教育研究院”小組審查，審查通過始發給審定執照。

以《認識台灣》教科書為例，歷史篇課程標准制定小組包含以下成員：黃秀政（召集人，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下稱人指會〕推薦）、李永熾（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立法委員”推薦）、李國祁（台灣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指會推薦）、李筱峰（世新學院副教授，“立法委員”推薦）、江如雪（台北市景興國中教師，台北市教育局推薦）、呂實強（“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人指會推薦）、吳密察（台大歷史系教授，“立法委員”推薦）、張玉法（“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人指會推薦）、張炎憲（“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立法委員”推薦）、黃鼎鬆（苗栗縣鶴岡國中校長，省教育廳推薦）、溫振華（台灣師大歷史系教授，台灣師大推薦）。其中大多數是獨派學者，更不乏台獨立場堅定的“台灣教授協會”成員。

民進黨執政：中國是“外國”，教科書禁用“古今中外”

2000年民進黨籍陳水扁執政之后，教科書的課綱、編寫、審查等三道關卡全面“獨化”。2003年9月台灣“教育部”公布《高中歷史新課程綱要草案》，仍維持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甚至將明代中期以降的中國史列入世界史的范圍。2004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再度修訂高中歷史課綱，預計2006年實施，稱為《2006暫綱》。該《暫綱》將台灣史與中國史完全分開，台灣史獨立為第一冊﹔將1945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列為中國史，1945年之后的部分列入台灣史﹔同時，也將確立台灣復歸中國的《開羅宣言》定位為“新聞公報”，要求《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納入教材，教科書中正式記載西方與台獨派所炮制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在社會各方壓力下，時任“教育部長”的黃榮村不敢貿然實施《2006暫綱》，因此陳水扁撤換黃榮村，延攬杜正勝為“部長”，強行貫徹《2006暫綱》的施行。陳水扁卸任前的2007年，台灣“教育部”委托獨派色彩濃厚的“台灣歷史學會”完成《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下發各家教科書書商，依此“標准”編寫教材。這份報告檢核了當時自小學至高中各領域各版本的教科書，包含國語文、社會、歷史、地理、自然、生活科技、健康、體育、藝術與人文、地球科學、美術、音樂等科目，列出五大“不適合用詞”的“標准”：

（一）“不客觀歷史價值標准、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匯”，例如將“日據時期”改為“日治時期”，並禁稱孫中山為“國父”。（二）“自我矮化為地區或主體意識不清”，例如禁用“台灣地區”、“全省各地”與“兩岸”等詞。（三）“台灣與中國大陸分屬不同政權時期的敘述，對中國的地名、歷史朝代、特定人物等，未加注國名”，例如要求將“今山西省新絳縣”的敘述改為“今中國山西省新絳縣”，又如要求將“春秋戰國時代”改為“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四）“敘述日治時期台灣的人、事、物，卻使用大清帝國、中華民國紀年”，例如要求將“中華民國16年”改為“大正5年”。（五）“對於特定詞匯的使用不夠精確”，例如規定不可使用“國字、國畫、國劇、京劇、古典詩詞”等詞匯，來描述“中國特有的文物、文字、書畫、戲劇、詩詞等”﹔又如規定不得使用“歷史上、古時候、古代、上古時代、老祖宗、古人、先人、先民”等詞匯，來描述“時間或對象泛指中國古代或是古代之人”。

《不適合用詞》檢核

在此情形下，“古今中外”這句成語在教科書中被禁用，1945年台灣“光復”變成了“戰后”，“中國人”被“漢人”取代，“中國文化”變為“漢文化”，“中共”被“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法戰爭”改稱“清法戰爭”，“我國的元朝”改為“中國的元朝”等等。當然，“詩人李白”也要寫為“中國的詩人李白”。翻開厚厚的《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各種“不當用詞”可說是“罄竹難書”（2006年杜正勝曾稱“罄竹難書”沒有負面之意，指的是“事情多到連紙張都寫不完”）。

這份以政治力強行推動的“不適合用詞檢核報告”，威力驚人，不過是一兩字之差，但已經有效將“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政治宣傳灌輸給台灣學生。當前台灣的社會各階層，早已將“一邊一國”認為是理所當然之事，例如台灣青年到大陸參訪工作求學一律自稱為“出國”，稱“陸生”為“中生”等等。現在台灣中小學主要的新進教師，都是使用1997年之后的反中、反共、台獨化、皇民史觀教科書的一代，分離主義的種子就如此繼續傳播。

(責編：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