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昭：李克強故事隱藏的制度改革理論

3月13日舉行的總理答記者問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回憶起當年在安徽鳳陽做村干部的故事：那時候起早貪黑，恨不得把每個勞動力當天干什麼都給定下來，結果呢？到頭來就是吃不飽肚子。后來搞承包制，放開搞活，農民自己決定干什麼、怎麼種，幾年時間溫飽問題就解決了。

筆者認為，李克強以自己30多年前當村干部的故事，來講明了中國為什麼要改革，改革往何處去的問題，背后掩藏的正是中國制度改革和制度變遷的理論問題。

經濟學家諾斯和托馬斯在研究西方世界的興起時得出結論，“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社會興起的原因所在。”這也恰恰解釋了李克強的故事：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從“吃大鍋飯”到搞承包制，體制一變就大不一樣。

某種意義上，我國的改革開放就是由倒逼而生。當發展面臨障礙走不通時，通過改革釋放活力，通過制度變遷解放生產力。依靠改革，破除不合理的制度障礙和機制束縛，進而不斷釋放改革紅利和制度紅利，正是我國改革開放36年來的基本景象。

一個國家制度的選擇與實施能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至關重要。現代市場經濟是各種制度（明晰的產權結構、民主的政治制度、發達的交易規則）的組合，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某種意義上，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形成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觀察當代世界，那些陷入社會動蕩的“失敗國家”，無一不是因為沒有形成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然而，正如諾斯所說，“各個國家由於其文化遺產和政治決策規則的差異，決定了它們走不同的道路”。因此，無論是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症狀，還是從事制度改革，如果不注意各項制度之間的復雜關系，而是簡單地照搬和引進某一國家的單一制度，必將引致失敗。

換言之，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正如習近平所說，“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很明顯，“三個無比”強調的就是要有堅定的政治自信和治理自信。由此，研究如何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造性發展，使中國文化基因與現代文明、現代社會相適應，將成為一項重大課題。

（張廣昭，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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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鄒雅婷、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