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陽鵬：今日中國還會發生“邊緣革命”嗎？

1976年9月的一個晚上，四川省蓬溪縣群利鄉九龍坡，公社黨委書記召集一群干部商討如何提高糧食產量。經過漫長而激烈的辯論，他們一致同意在九龍坡用包產到戶的方式解決在集體耕種中困擾大家已久的經營和激勵問題。那一年，包產到戶的邊角耕地的產量比集體耕種的肥沃土地上的產量高出了3倍。

九龍坡的大膽實驗，連同廣為國人所知的安徽小崗村的改革，代表著1980年中國真正承認包產到戶前許多貧困農村裡的探索。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科斯和他的學生王寧合著的《變革中國》一書中引用了九龍坡村的案例。該書認為，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農村的包產到戶實驗，連同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建立、鄉鎮企業的崛起、城市個體經濟的回歸，代表著改革開放初期的“四大邊緣革命”。這四大邊緣革命在中國迅速催生了一個生機勃勃的私營部門，將8億農村從國家手中解放出來，讓近2000萬返城知青得以自行創業。該書用令人信服的史實和敘述闡明，真正在不經意間讓中國人領略到市場經濟的活力，從而破除觀念的束縛決心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不是由國家主導的“洋躍進”或企業改革，而是這些民間的邊緣革命。

在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的今天，重溫昔日的改革，讓人感慨良多。科斯一書的意義在於，在官方敘述之外，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改革開放進程的另一種敘述。這一敘述讓我們了解到，改革進程並非我們現在想象的那樣，是一個理性規劃在先、地方在中央的帶領下逐步推進的過程。真實的過程，是一個反復試錯、地方探索與中央承認迂回前進的過程。最高決策者的成功之處在於真正打破意識形態的禁錮，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看待地方的實踐，順應而不是違逆民眾的利益訴求。

改革的發生常常是地方探索在先，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央與地方間巨大的“信息不對稱”：北京的官員不可能對地方的復雜情況十分了解，尤其是在當時的交通通信狀況下﹔而中國又是個如此龐大、區域差異巨大的國家，不可能指望北京的政策能符合不同地方的實際情況。第三個原因則是彼時的中國很大程度上還與外部世界隔絕，中央官員即使想改革，他們可參照的范例、可選擇的思想都很有限。

強調地方的積極探索並非是要否定中央的頂層設計，畢竟三十多年后的中國已發生了巨大變化。雖然中國區域差異巨大的基本事實並未改變，但得益於交通通信技術的發展，中央與地方間的信息不對稱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如今一個常常游歷於各地的中央官員或學者，對地方情況的把握並不會比當地差很多。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北京的官員的視野、可資借鑒的案例也前所未有地擴大——事實上，人們已在說官員對於很多問題不是理不理解，而是願不願意去理解。

這就又帶出今日改革面臨的另一深層次阻礙，即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三十多年前，改革還處於帕累托累進的階段，幾乎各個階層都能從改革中受益。這一局面在今天已不復存在。因此，新一輪的改革強調頂層設計，強調由一個站在全局利益考量的堅強領導團體破除利益藩籬，整體部署全面深化改革。

但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多種利益的權衡考量。如果說改革必須在多種利益間做出選擇，一方利益的獲得常會伴隨著另一方利益的失去，那麼領導團體站在哪一邊則至關重要。政府部門能否真正做到“壯士斷腕”、放權於市場，國企能否不再與民爭利，還利於民、讓利於民？

另一個問題還是信息不對稱，雖然在今天得到改善，但一定還存在，這就需要中央充分聆聽基層的聲音，尊重各地的差異化，避免哈耶克所言的“致命的自負”。讀一讀經濟學大師們關於“市場”的論述，理解市場是如何扮演“上帝之手”角色，超越個體認知所限調配資源於無形，或許可以避免這種自負。

（鄭陽鵬，財經記者，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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