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鄧小平側記——回憶鄧小平1985年的一次談話【2】

　　鄧先與吳學謙外長握手，然后與在場的中方人員一一握手。與我握手時，吳外長介紹：“這是英文翻譯小張”。我覺得鄧的手很軟。我和鄧的目光也有一個短暫的交集，鄧的目光相當平和。他問我，“哪裡人？”，我說，“上海”。鄧停駐了一下，好像“上海”這兩個字給他帶來某些特殊的記憶。“知道霞飛路嗎？”鄧問我，目光中似乎帶著一點對往事回憶。我略微停頓了一下，然后說，“是淮海路吧”。鄧微笑點頭。

　　霞飛路是上海淮海路在法租界時的路名，也是整個法租界乃至整個上海最有名的商業街。我小時候家裡住的地方離淮海路不遠，經常聽到街坊的老人提及霞飛路。鄧二十四、五歲的時候，曾在上海做共產黨的地下工作，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可謂出生入死。當時中共領導人之間都是單線聯系，而作為秘書長，他則要把所有中央機關領導人的地址和電話都記在腦子裡。據他本人后來回憶，他一生中兩次最大的歷險都在上海。一次是“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我剛從后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羅亦農被捕。我出門后看見前門特科，一個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鐘的時間。”還有一次，巡捕得知周恩來、鄧小平在一起的住處，要來搜查， “在家裡的同志得到情報趕緊搬家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不曉得。裡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特科有個內線在裡面，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我一聽聲音不對，趕快就走。沒有出事故。”

　　鄧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在上海，妻子張錫瑗是他過去在莫斯科學習時的同學，也是地下黨的戰友。但不幸的是，張錫瑗因難產在上海去世。鄧當時正在上海向中央匯報他在廣西百色領導起義的工作，竟來不及親手掩埋妻子的尸體，就匆匆趕回廣西了。 直到1949年解放，鄧小平進城后找到了張錫瑗的墓地，把她的遺骨重新裝入小棺，遷入龍華公墓。鄧小平也和常人一樣，對自己年輕時呆過的地方留有刻骨銘心的記憶。恐怕晚年的鄧喜歡到上海過春節也和這段特殊的人生經歷有關。

　　我也多次去過鄧小平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逗留過的地方，如巴黎的意大利廣場、裡昂的索恩河西岸。我想，鄧小平之所以能領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一定與他早年在巴黎、裡昂、上海這些大都市闖蕩過有關。一個從16歲到26歲的年輕人，在自己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裡，闖蕩在國際大都市。當時的鄧可謂一貧如洗，大城市的浮華勢利一定給他帶來過許多不愉快的經歷和回憶，但城市畢竟體現了一種不同形態的文明。我覺得鄧小平是那一代的中共領導人中“城市情懷”比較強的人，我甚至認為他年輕時闖蕩世界大城市的經歷，使他獲得了成為中國現代化事業領導人的一些特別素質。

　　鄧在沙發上坐下后，對我說了一句話。他用手指著自己的右耳對我說，“我聽力不好。翻譯的時候，聲音能不能大一點？”他商量的口吻顯示了對一個普通工作人員的尊重，也顯示他為人的涵養。鄧是個有尊嚴、有氣度，但沒有架子的長者。我輕輕地向他點點頭，同時把面前的話筒調到一個合適的角度。

　　鄧的目光環顧了一下四周，發現有不少外交部的年輕人，“這麼多年輕人，好”，鄧一口抑揚頓挫的四川話對吳外長說。鄧講話聲音底氣很足，聲音很響，好像不用話筒都可以傳很遠，這說明他身體尚好。但也可能與他耳背有關。聽力不好的人，講話聲音往往都比較響。

　　大會堂的女服務員給每人都遞上一塊熱毛巾。鄧小平用雙手把熱毛巾打開，擦了一下臉，然后再把毛巾對折，擦了一下額頭，再放回碟子。他從茶幾上拿起火柴，劃了兩下，點燃了他的特制熊貓牌香煙。鄧輕輕地吐了一口煙，淡淡的一縷白煙徐徐上升，繞過他整齊烏黑的頭發，從我眼前慢慢晃過，又轉了幾圈，消失在福建廳偌大的空間裡，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親歷的另外一段插曲。

　　這一年5月，我參與接待了訪華的丹麥前首相保羅·哈特林。吳學謙外長在釣魚台宴請他。話題不知怎的轉到了鄧小平吸煙上。哈特林說：1974年10月，他以首相的身份訪華，見了鄧小平。鄧一坐下就拿著自己的熊貓煙，問他是否抽煙，他說不抽。但哈特林夫人此時主動插話：“我丈夫雖然不抽煙，但他喝酒”，鄧聽了大笑，說，“我是兩個都做，煙也抽，酒也喝，但身體好像還可以”。哈特林很認真地對吳外長說：“我今天還記得鄧小平講這番話時那種得意洋洋的表情”。

　　（四）

　　吳外長和周覺部長助理開始給鄧匯報。我是第一次見到部長給鄧小平匯報，吳和周兩人在鄧面前沒有拘束，雙方有問有答，非常自然。因為鄧聽力不好，他們有些話得講兩遍。鄧問吳外長，穆加貝是不結盟運動主席嗎？吳說，不是，現在還是印度。鄧說：“對，對，我搞錯了”。鄧是個人，不是神，他聽別人的介紹，簡要地談一點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搞錯了，就說“我搞錯了”。鄧對吳外長說，“外交部送來的材料我已經看了”。鄧當時每天工作兩小時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外交部送給鄧的材料是濃縮了的大字本。鄧問吳外長：“我上次見他是1981年？”吳說：“對”。鄧說：“那次見面，他有點牢騷”。1981年那次訪問時，性格倔強的穆加貝當著鄧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國對毛澤東採取的態度，對文革遭到否定也頗有微詞。鄧對他做了詳盡的解釋，中國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實際上，為了准備這次接待，我連著幾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譯室也讓我閱讀鄧見其他一些外國領導人的談話紀錄，熟悉鄧的講話風格和遣詞用句的習慣。我特別仔細地閱讀了鄧小平1981年會見穆加貝的談話紀錄。

1987年1月，鄧小平會見穆加貝（圖片為作者本人提供）

　　這是穆加貝第五次訪華，津巴布韋獨立前來過兩次，爭取中國對反對羅得西亞白人少數人政權的支持。獨立后，第一次訪華是1980年訪問北朝鮮時過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訪問。鄧問吳學謙，“他和趙紫陽總理談的怎麼樣 ? ”吳說，“很好，但主要是談雙邊關系和非洲形勢，還有一些國際問題”。鄧問“我們給津巴布韋的援助用的怎麼樣？”這個問題也展現了鄧務實的一面，過去中國提供給非洲許多援助，不少援助給腐敗官員貪污了，效果欠佳。

　　鄧顯然關心非洲的發展道路問題。鄧問周覺，“白人離開了多少？”鄧抓住了一個關鍵問題，這就是非洲在民族獨立之后如何在國家建設中處理好與白人的關系這個問題。吳學謙和周覺一一作了回答。鄧從1981年和穆加貝的接觸中，了解了穆加貝的激進，所以在1981年的談話中就已經提醒他注意中國自己因左傾激進而蒙受的巨大挫折。鄧聽完匯報，說了一句話：“看來他頭腦有點發熱。我就談談我們自己的教訓吧”。鄧又點燃了一支煙，吸了一口，眼睛若有所思地看著大廳的另一端，顯得凝重，鄧在思考。這個形象至今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

　　因為是第一次給鄧小平做翻譯，老過提前一天給住在釣魚台8號樓的我打來了電話，提了三點要求：第一，不要怯場。第二，要翻得准。第三，聲音要響。我的心理素質還算可以，很少怯場，反倒是有一點兒微微的興奮，畢竟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直接接觸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憑自己兩年來替其他領導人做翻譯的經驗，我知道這種臨場感覺和狀態是對的，這種感覺有利於口譯的正常發揮。做過口譯的人都知道，口譯既是技能，也是藝術，臨場狀態往往是決定水平發揮的最重要因素。

　　（五）

　　10點缺3分的時候，穆加貝一行抵達大會堂東門，吳明廉司長接到了客人抵達的電話，走到鄧面前輕聲地說：“客人來了”。鄧把手中的煙在煙缸裡壓滅，站起身正要走，細心的警衛秘書張寶忠發現鄧小平的一縷頭發滑了下來，趕上前，從自己中山裝上衣口袋裡敏捷地拿出一把小梳子，替鄧把頭發往后梳了一下，再用手掌在鄧的頭頂上輕輕地壓了一下，把頭發壓住。鄧笑了，說：“你心很細喔”。然后就走向福建廳門口，站在屏風旁邊等候穆加貝的到來。

　　穆加貝一抵達，鄧小平與他熱情握手擁抱，鄧說：“歡迎你，很高興再次見面”。穆加貝說：“您看上去還和四年前我們見面時一樣健康”。鄧擺擺右手，“馬馬虎虎吧”。穆加貝說：“您看上去不像八十開外的人”。鄧笑著說：“我已經八十一歲了。身體總的說，還可以，但一些零件不靈了”。鄧用右手食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這個零件不靈了”，又指著自己的左耳，“這個稍好一點，所以我見客人都是這樣坐的”。鄧意思是國內一般領導人見外賓，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側，而鄧因為左耳聽力好於右耳，見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側。

　　鄧接著說，“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還正常運轉”。穆加貝大笑。把身體各個器官比作機器零件，據說是紅軍時期開始使用的話語，透視出紅軍將士置生死於不顧的一種洒脫。作戰受了傷，如果大難不死，就互相開玩笑地問：“你丟了哪個零件？”后來看了電視連續劇《亮劍》，其中主要人物受傷之后的對話也用這個比方，大概印証了這個典故的出處。鄧的輕鬆調侃也使人感到他心態的年輕和對生活的洒脫態度。

　　鄧和穆加貝親切寒暄后，就把話題轉到正題。鄧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情況開始一直講到今天的改革開放。現在回想起來，鄧的這個談話包含了他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考，對今天了解鄧小平的思想，了解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乃至判斷今后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都有一定的意義。

　　談話一開始，鄧就用很肯定的口氣對穆加貝說，從1949年到1956年這段時間，中國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鄧一口氣用了三個“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搞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鄧講話有一種氣勢，喜歡用排比句，三個“搞了”就體現出老人講話的這種氣勢。當我翻譯出“土改”一詞，穆加貝微微點了一下頭，也許這正是他最關心的問題。他的眾多追隨者當年就是沖著他“分田分地”的口號，參加他領導的武裝斗爭的。

　　鄧小平對中國的土改一直是積極評價的。他在另外一個場合曾這樣說過：“土地改革把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生產力解放出來了”。土改從1950年開始到1952年底完成，與朝鮮戰爭幾乎同時進行。這場翻天覆地的運動使佔中國人口四分之三的三億農民分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這個過程不無暴力，但從中國歷史進程的大視角，這場疾風暴雨般的變革實現了中國農民千百年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使中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直到十年文革之后人們重新評價毛澤東時，鄧小平還是堅持說：如果不能恰如其分地評價毛澤東的這項功勞，“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