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鄧小平側記——回憶鄧小平1985年的一次談話【3】

　　鄧贊揚了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這個計劃雖然是蘇聯模式影響下的產物，但主持制定這一計劃的是比較務實的周恩來和陳雲這樣的領導人。50年代初，中國的落后程度是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倒是毛澤東主席曾做過一個准確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麼？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而“一五”計劃無疑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所有五年計劃中完成最好的一個，其重點是發展重工業，蘇聯提供了相當的援助，包括幫助興建156個大型項目。可以說中國是從“一五”才開始了鄧小平所說的“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並很快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整個中國后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問題更復雜一些。我后來查了一些材料，剛分到土地不久的農民就被要求加入合作社，至1956年底，參加高級合作社的農戶佔全國農戶總數的87.8%，在農業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的推動下，公私合營也洶涌澎湃地進行。我曾和一位1949年前當過老板的上海鄰居聊過，他坦率地說：“那個時候，白天在外面敲鑼打鼓，晚上回到家抱頭痛哭”。但是與斯大林在蘇聯推行的全部沒收私有財產相比，與后來文革時期推行的“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相比，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顯得相當溫和。當時政府對資本家實行了“贖買”政策，資本家可以拿自己資產5%的紅利，從1956年開始定息，七年不變。我這位鄰居，到了60年代還天天喝咖啡，家中還有一輛摩托車，他念高中的孩子天天騎，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這輛摩托車給紅衛兵砸了。

　　中國“從1957年開始，有一點問題了”。鄧提高了一點聲音對穆加貝說。后來我注意到鄧在談1949年以后的發展經驗教訓時，總是把好壞的這條分界線劃在1957年。在鄧看來，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對比較順利。在此之后，中國出現了大問題。這段歷史，鄧本人是最高的當事人和見証人之一。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曾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作了一個頗有新意的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鄧小平專門提到了中共已經是執政黨，容易產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危險，需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個人崇拜。中共八大還確定了今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鄧對這個提法也一貫贊成。但從1957年開始的一系列發展，使中國這輛快速行駛的列車改變了自己的方向。

　　鄧小平首先提到了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鄧是這樣說的：“我們的問題出在一個‘左’字上。反對資產階級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過分了。” 鄧在另外一個場合也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 鄧接著說，“左的思想發展導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鄧坦率地說，這些事情“使我們受到了懲罰”。在大躍進最瘋狂的1958年，全國掀起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由各級黨委第一書記挂帥，動員了數千萬人上山下鄉，挖樹找煤，找礦煉鐵，建起了百萬個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土法煉鐵煉鋼。全國農村，一哄而起，把原來一二百戶組成的合作社，變成了數千戶，甚至上萬戶組成的人民公社，廢除農民的自留地，吃免費的公共食堂，採取大兵團作戰的辦法來進行農業生產，最終對中國的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造成了一場災難。

　　鄧在另外一個場合也談過他自己對這些事情的責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拿我來說，能夠四六開，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麼好，就夠滿意了，大部分好嘛。”鄧接著對穆加貝說，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工農業減產，市場上商品很少，人民群眾吃不飽飯，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穆加貝聽到這段話時，一直皺著眉頭，似乎有一種不完全相信的感覺。鄧則繼續自己的敘述。穆加貝聽得很認真。穆加貝詢問鄧，中國是如何克服這種危機的。鄧說，“那時，我們黨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這是長期斗爭歷史形成的威望。我們把困難如實地告訴了人民，‘大躍進’的口號不再喊了”，穆加貝頻頻點頭，他對毛澤東主席是非常尊重的。

　　鄧接著說，我們採取了一些“比較切合實際的政策、步驟和方法”。鄧用詞精辟，六個字：政策，步驟，方法，反映了老人治國的一貫思路，治一個國家，除了戰略要正確，還要有與之配套的政策，輕重緩急的步驟以及切實可行的方法。“通過這樣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們就開始從困難的情況中恢復，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況比較好”，說到這，鄧停頓了一下，吸了一口煙，補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導思想並沒有根除”。

　　鄧接著和穆加貝談起了文化大革命。鄧說，“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極端，極左思潮泛濫。”鄧講“極端”和“泛濫”這兩個詞時的語氣很重，還用右手食指在空中點一下，以示強調。我后來注意到這是鄧的一個習慣性手勢，要強調一個論點的時候，他總是用食指這樣重重地點一下。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時擲地有聲地說：“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隻有死路一條”，用的也是這個手勢。

　　說完這段話，鄧停了一下，看著我，等我翻譯。他也可能在思考著下面的談話。鄧接著說：“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從一九六五年就開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鄧把“整整十年”四個字拖得很長，給人一種痛心之感。鄧后來又多次說過歷史給中國的機會不多，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極左，中國被耽誤的時間太多了，鄧心疼。鄧還說，“黨內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這場革命的對象，就是這些老干部”。文革對鄧小平也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鄧這時緩和了一下語氣，對穆加貝說，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糾正這些極左思潮”。

　　（六）

　　鄧小平把余下的煙在煙缸裡掐滅，帶著一點自嘲，對穆加貝說：“吸煙這個習慣不好，但我這個本性難改”。這也使談話的氣氛輕鬆了一下。 穆加貝微微一笑，聳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鄧小平繼續吸煙。鄧接著就開始談另一個話題：防右的問題。這無疑也是鄧小平治國理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鄧對穆加貝說，我們在反左的同時，也提出了“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主動地提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和穆加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會見，說：“我們一九八一年見面時談過四個堅持，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雖然鄧小平已經八十一歲，但講這四項原則時，他是一氣呵成的。這首先說明他的記憶力仍很強。一九八七年我再次為他見穆加貝做翻譯時，他也講了這四項原則，但那次他是說一項，等我翻譯完，再說下一項，而且中間還有不少“這個，這個”。穆加貝后來還問我，中文中“這個，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同時也感到這四項原則不是他在正統思想支配下隨便說說而已的東西，而是老人反復琢磨過的東西。鄧認為，在中國的國情下，其任何一項的動搖都會給中國帶來動亂。回頭看，鄧小平的治國理念也許可以歸結為保持一種基本態勢：既反左，也反右，走一條理性穩健的中間路線，確保中國不再走極端，不再走任何激進的路線，從而使中國能夠在一個理性、穩定、有序的政治環境中，實現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鄧接著說，“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說了這番話，鄧又點燃了一支煙，會場有幾秒鐘的停頓。

　　鄧顯然是用執政黨的話語在解釋一個現代政治學上的極其富有挑戰性的課題：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政治體制的性質和作用。西方主流的觀點是：隻有採用以一人一票普選為基礎的多黨制，政權才有合法性，才能實現現代化。而鄧小平則認為，這條路對已經發展起來的西方國家也許合適，但對非西方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型的發展中國家，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一走就會天下大亂，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可能會在頃刻之間四分五裂，分崩離析。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強勢政府，一個從革命性的政黨轉化成一個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己任的政黨，並用這樣一個政黨保持穩定，領導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

　　鄧在另外一個場合曾這樣解釋：在中國，沒有這四條原則，就會形成親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垮”。鄧說：堅持四項原則只是為了“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沒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那就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鄧是強勢立論，在涉及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他認定的理，寸步不讓。

　　但在我的記憶中，一直到80年代，鄧的這種觀點在中國知識界和輿論界都不是主流。經歷過數十年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帶來的創傷，許多知識界人士真誠盼望大規模的政治改革。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高舉“新思維”和政治改革壓倒一切的大旗，一時引來多少羨慕和贊揚。1989年春天，充滿愛國熱情的北京學生打著“老戈你好！”、“民主——我們共同的理想”、“蘇聯的今天、我們的明天”等巨大橫幅，涌往天安門廣場，像歡迎凱旋的英雄一般，熱烈地歡迎戈爾巴喬夫訪華。這對鄧來說，不能不是一件略為尷尬的事情。在外交部工作的人當時都清楚，正是通過鄧小平的頑強堅持和中方的不懈努力，戈爾巴喬夫最終答應了鄧小平關於改善中蘇關系的三個先決條件，即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從中蘇邊界和蒙古撤軍，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並為此而採取了一系列實質性的行動。在此之后，才有今天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學生們此時的滿腔政治激情、聲勢浩大的游行，對戈爾巴喬夫英雄般的歡迎，實際上也把傳統共產黨國家轉型過程中對兩種不同道路的選擇，放在了國人眼前。當時中國許多人和整個西方都看好戈爾巴喬夫，不看好鄧小平。

　　但歷史的發展往往就是這樣吊詭：戈爾巴喬夫的激進政治改革沒有產生他所預想的結果，而是導致了國家迅速解體和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儲蓄隨著發瘋似的通貨膨脹化為烏有，人均壽命降到了60歲以下。盡管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他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參選俄羅斯總統競選，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