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鄧小平側記——回憶鄧小平1985年的一次談話【4】

　　至於鄧小平防右的思想，看似老生常談，而實際上卻包含了重要的道理。就在會見穆加貝之前的一個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點，鄧小平會見了坦桑尼亞的尼雷爾總統。鄧當時對尼雷爾說了這麼一段話：“我們總的原則是四個堅持。問題是怎麼堅持。是堅持那種不能擺脫貧困落后狀態的政策？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選擇好的政策，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比較快的發展？”實際上，鄧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談過這個問題，展現了他的政治擔當和定力，但他講的四項原則絕不是僵化的東西，而是充滿活力的東西。他講堅持黨的領導，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黨的領導。他講堅持馬列主義，但反復強調馬列主義的本質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研究和解決問題。至於社會主義，鄧小平則賦予這個概念以全新的內容。可以說鄧小平用執政黨的話語，為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預留了巨大的創新空間。

　　（七）

　　談話還在進行著。

　　鄧在談反左不能糾正馬克思主義，不能糾正社會主義的時候，我注意到穆加貝頻頻點頭，但他在點頭中似乎也期待著鄧作進一步的解釋。可鄧接下來的一段話好像又使穆加貝感到驚訝。鄧是這樣說的：“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搞清楚，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實際上，早在1981年會見武俠小說大家金庸先生時，鄧小平就問他：“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總有100多種吧”。並意味深長地說：“沒有定規麼，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

　　鄧接著對穆加貝強調了另外一個命題：社會發展不能超越階段。鄧說：“共產主義是什麼？共產主義是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共產主義社會，產品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沒有極大豐富的物質條件，是不可能的”。接著鄧又說：“要實現共產主義，就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階段的任務。而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優於資本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資基礎。”鄧講這番話也是一氣呵成的，說明他對馬克思意識形態話語的熟悉。我可以想象當年毛澤東派他去莫斯科舌戰蘇共理論權威蘇斯洛夫時，一定也是欣賞鄧的思辯能力。對於鄧小平，社會主義意味著富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鄧接著以遺憾的口氣說：可是在一個相當長時期裡，“我們忽視了發展，發展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從一九五七年起，我們生產力的發展，非常緩慢。拿農村來說，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間，農民的收入沒有增長多少。雖然有一些地區，農民的生活比較寬裕，但是多數地區的農民，還處在貧困狀態。文化大革命時期，情況更加困難。”鄧講“沒有增長多少”的時候，還搖了搖右手，以示強調。

　　隨后鄧又轉到了他最常談的話題：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他特別提到了農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展開。“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對我國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鄧說。“改革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已經見效了，農村面貌發生明顯變化。有了農村改革的經驗，現在我們轉到城市經濟改革”。鄧描述的這種改革方法后來在國際上又被稱為“漸進改革”，與西方在前蘇聯推行的“休克療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后來曾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過文章，談鄧小平的改革之道：確立輕重緩急、先易后難的清晰格局：“先農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發展，后內地發展﹔先經濟改革為主，再政治改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經驗為第二階段的改革創造了條件”。

　　穆加貝在這次訪問中，曾在不同的場合表示過擔心：中國的改革開放可能會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現在當著鄧小平的面，他還是秉承自己一貫的坦率性格，對鄧小平說：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國繼續保持社會主義。在穆加貝用英文說這段話的時候，鄧劃了一下火柴，又點燃了一支煙，於是空氣中又飄起一絲淡淡的煙味。等我譯完這句話， 鄧口氣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國的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是堅持社會主義的”。鄧還有板有眼地說：“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的現代化，還有這個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但在這四個現代化的前面，有四個字，這四個字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說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 講完這番話，鄧的目光環視了一下整個會見大廳，好像在看大家是否聽清楚了他的話。

　　鄧小平的這段名言后來曾被一些人曲解。他們認為每推動一項新的改革措施，甚至購買一台設備，都要先問姓“社”還是姓“資”。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是一個整體概念，鄧的基本思路就是，通過各種辦法，包括利用那些在資本主義社會証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斷地增強和壯大中國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使人民普遍富裕起來，使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發展起來，這就是社會主義。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經過上海視察貝嶺微電子制造有限公司時，曾指著一台從國外進口的設備，開玩笑地問陪同人員：你說這台設備姓“資”還是姓“社”？並自己回答：這台設備原來姓“資”，因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現在姓“社”，因為在為社會主義服務。

　　鄧小平然后又說了一段話：“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穆加貝頻頻點頭。但鄧馬上接著說：“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這兩種所有制佔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我們也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我們也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鄧強調：“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鄧用的還是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術語，這也是當時主流經濟學家的術語，但實際上鄧已經大大拓寬了公有制的定義。他已經把中國正在進行的公有制改革都包括在公有制的定義之內。

　　對於穆加貝不甚理解的三資企業，鄧小平也為他做了一個相當獨到的分析。他耐心地替穆加貝算了一筆帳：“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到工資，國家可以得到稅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還有一部分，歸社會主義所有”。好像為了說服穆加貝，鄧還補充道：“更重要的是，從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注意到鄧在談向外國學習時，他關心的從來都不只是“硬件”，他也關心“軟件”，特別是如何把管理經驗學過來。另外，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種對三資企業的解釋：他把三資企業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一項一項地剝離出來，這的確是高明的算法，大概和鄧公打橋牌時喜歡精確叫牌法有共通之處。這種算法也為后來中國所有制的改革打開了思路。鄧的公有制概念已經包括了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三資企業中有利於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綜合國力的成分。鄧的思路無疑是超前的。

　　鄧接著說：“這樣做不會，也不可能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倒是覺得現在外國投資太少，還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隨后鄧談到了中國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的問題。這也是現在國內爭論頗為激烈的問題。鄧當時是這樣說的：“至於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看到穆加貝目光中還有疑慮的眼光，鄧又自問自答地說道：“中國會不會產生資產階級？我看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今天不少人引用鄧這段話，說既然今天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這是一種頗為偏激的看法。回顧30多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兩極分化的趨勢明顯，改革政策也有不少失誤，但是鄧小平的總體改革戰略已經基本實現，中國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雖然一個富裕階層已經出現，但同時中國絕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與改革開放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高。我看了哈佛大學學者幾年前在北京做的一個民調，雖然大部分人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拉大了，腐敗增加了，但同時絕大多數人也認為：在中國，通過自己誠實的努力，是可以改善自己命運的。也就是說盡管中國經歷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盡管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有些還非常嚴重，但中國社會還能使絕大多數人感到這種最基本的公正。從世界的角度看，這是很不容易的，這也是中國的希望所在。中國的另外一個巨大進步就是國家的綜合實力與日俱增，特別是財稅收入的大幅增加，為建立一個更為富裕公平的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后來多次為鄧小平做過翻譯，發現他有兩條是不變的，他講過很多次：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還沒有完全搞清楚，我們還在探索，但他同時又說有兩條一定要堅持，一是黨的領導不能動搖，二是公有制佔主體不能動搖。現在回頭來看，這就是鄧小平的底線思維。社會主義的探索過程可能會出現許多問題，但隻要守住這兩條，即使出現了問題，我們也可以較快地糾正過來：比如地區差別大了，我們就推出了西部大開發計劃，這些年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都比沿海地區快﹔醫療改革市場化走得太遠了，我們可以重起爐灶，啟動新的醫改﹔養老保險從無到有，到現在的全覆蓋。總之，有了這兩條，即使發展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也可以得到糾正。中國模式糾正問題的能力總體上比西方模式強得多。

　　盡管鄧小平對穆加貝做了耐心的解釋，但執著的穆加貝似乎還是有點不放心，他又對鄧小平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將會給世界進步力量帶來巨大損失。此時，我察覺到鄧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麼一絲不耐煩，這也是我多次給鄧小平翻譯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煩。鄧把自己的煙蒂在煙缸裡掐滅，又一次習慣性地用食指點著前方，用濃濃的四川口音說了的這麼一句話：“我們還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他說得很響，很清楚。然后又說：“一旦發生偏離這個、這個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我們的這個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鄧接著說：“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腐朽的東西。但是，我們的這個政策、社會主義的政策、我們的國家機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夠去克服這些東西的。所以呀，事情並不那麼可怕”。鄧以這樣的口氣，這樣的措辭，談這麼一個敏感的問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