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鄧小平側記——回憶鄧小平1985年的一次談話【5】

　　縱觀人類歷史，沒有一個大政治家是回避暴力的，鄧不宣揚暴力，但他的切身經歷使他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國的歷史上出現過的多少混亂和動蕩。在我的感覺中，鄧的腦海裡總是有一幅國家震蕩、兵荒馬亂、血流成河，民不聊生的意象。我后來做過一個粗粗的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9年的改革開放的140年間，中國持續的太平年景最長沒有超過八、九年，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總是一次一次被打亂。農民起義、外敵入侵、軍閥割據、內戰連綿、政治運動，結果國無寧日，百姓遭殃。最后，正是鄧小平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下了決心，把追求中國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放在最優先的地位，結束給國人帶來無數災難的政治動蕩，使中國走上現代化建設的快車道，整個國家也因此而迅速崛起。

　　回頭看來，為了制止中國再次陷入混亂，鄧是作了最壞打算的。我后來替鄧公做翻譯，幾乎每次他都談到“中國不能亂”這個主題。不管如何評論這些年中國政治的風風雨雨，不管中國的體制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國今后變革還會經歷多少迂回曲折，但鄧小平“中國不能亂”的觀點似乎已成為當今中國多數人的共識，這是彌足珍貴的。 鄧1992年南巡講話時曾深有感觸地說過，歷史留給中國的發展機會不多，國家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 “亂了十幾年都恢復不過來”。這是鄧的肺腑之言。過去的20多年裡，就我自己走訪過的國家中，由和平轉入劇烈動蕩乃至戰亂的國家就有二十多個。最令我刻骨銘心的是南斯拉夫的解體，我1986年訪問過南斯拉夫，當時的南斯拉夫是一個遠比中國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但該國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均被淺薄的西方話語忽悠，結果就是內斗四起，沖突和戰爭就像多米諾骨牌，一場接一場發生，最終是國家解體，20多萬人喪生，無數致殘，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創下了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塞爾維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的大使沃克維奇先生是我的學生，為我寫過一篇比較鐵托和鄧小平的論文，他是這樣結尾的：“鐵托死后，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煙消雲散了，而鄧小平死后，他的國家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之一”。

　　（八）

　　鄧關於社會主義的話題還在繼續。

　　“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沒有完全搞清楚”。換言之，鄧不僅認為中國過去沒有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蘇聯等國家也沒有搞清楚。鄧接著說：“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在上世紀20年代採取的一些比較靈活的促進經濟發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給農民，吸引外國資金和技術，開展對外貿易等。我后來查了一下，鄧是1926年抵達莫斯科學習的，在蘇聯整整呆了一年。雖然列寧已經去世，但1926年還屬於新經濟政策的后期，鄧在蘇聯期間可能親生體驗到了新經濟政策務實的一面，體會到了社會主義可以利用資本主義中的有益東西來發展自己。這樣做，有風險，但總體上利大於弊，中國也可以承受這種風險。

　　回頭看，鄧這段時間內在蘇聯學到的馬克思主義，似乎也更接近馬克思的本意，不像后來從莫斯科留學回來的、言必稱斯大林的王明。鄧小平關於蘇聯新經濟政策的話，也不是隨便說說的。我后來至少兩次聽他對外賓講過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顯示了他對蘇聯整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這段歷史情有獨鐘，反映了鄧本人的基本價值取向。鄧多次說過，這以后，“蘇聯的模式僵化了”，指的就是后來取新經濟政策而代之的斯大林計劃經濟模式。

　　鄧接著非常誠懇地對穆加貝說：“穆加貝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我們的經驗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有用。但請你們特別注意我們左的錯誤。”鄧提醒穆加貝注意中國走過的彎路。鄧說，“我們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但這往往使我們不能冷靜地分析主觀客觀方面的情況，容易違反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中國過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錯誤。我們特別希望你們注意中國不成功的經驗”。 好像怕對方沒有聽清楚。他又重復了一下：“我還是這句話，希望你們多注意中國那些不成功的經驗”。這時，鄧略微停頓了一下，等我翻完這段話，他又補充了一句：“外國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是絕對不能照搬”。

　　時間飛逝，很快一個小時就過去了，雙方都有言猶未盡的感覺。鄧說，“我們的同志編輯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裡面是我的一些講話，有十二大的開幕詞，不知你讀過沒有？”穆加貝坦率地搖搖頭。並說，非常想看看這本書。這時，我看到吳明廉已經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員趕快去找這本小冊子的英文版。據說禮賓司的一位小伙子馬上要了車，趕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書店買《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英文本，但卻被告知書店無貨。 后來吳告訴我，外交部禮賓司的一位同事正好買了一本，准備和中文版對照學英文的，還算新。禮賓司就把這本書要來，作為鄧的“禮品”送給穆加貝了。

　　鄧一生寫的東西不多，但發表的談話很多，他對自己談話整理出來的書面文稿看得很重。我多次聽他對外賓說，我的那個集子裡對這個問題有非常准確的表述。但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喜歡鄧的原話，那些帶有鄧個性的東西，那些隨意的發揮，那些土話，那些不怎麼規范，也不面面俱到的東西，甚至帶有“這個，這個”的原汁原味。它們能更好的反映鄧作為一個人的朴素本色。鄧小平和他講的道理實在都是很朴素的。穆加貝最后對鄧說，“和鄧主任的談話使我堅信中國仍然在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談話結束后，兩人站起來握手話別。穆加貝說：“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歸”。鄧詼諧地說，“還要看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場的人都笑了。鄧又補充了一句：“可能還要和馬克思談判談判”，大家笑得更厲害了。大概是一講到香港回歸，鄧自然聯想到了中英之間為期一年多的談判，聯想到了和馬克思也要談判談判。鄧小平的朴實、詼諧和幽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午1點15分，穆加貝離開釣魚台國賓館去首都機場，坐北朝鮮的專機去平壤。坐車裡隻有他和我，還有司機。陪同部長楊波先去了機場等候。穆加貝拉開一點兒車上的紗窗，對我說，一個大國的領導人能夠說自己過去受到了懲罰，“這個詞很重啊”，他這是指鄧談大躍進時所用的詞。他還問了我一個問題：你這個年紀的人對文化大革命有印象嗎？我說，有一些印象，我看過海外歸來的科學家掃廁所。穆加貝此時頗為感嘆，看著北京大街上秩序井然的行人和車輛，說了一句給我印象很深的話：“中國真是個奇妙的國家。我文革的時候也來過中國，表面上一切都是那麼安寧和平靜，看不出任何問題”。我隱隱地感覺到鄧小平的談話沒有完全說服他。

　　回顧這些往事，感觸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貝能夠記取鄧小平當年給他的忠告，也許津巴布韋今天就不至於陷入如此困難的局面。當然，津巴布韋乃至整個非洲面臨的挑戰非常復雜，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成功之道，他們還在探索中，也許還要摸索很長的時間。今年六月，我們復旦大學中國模式中心與牛津大學中國中心聯合舉行了一次“中國模式與非洲發展”的高端研討會，我們強烈地感受到：非洲朋友渴望了解中國的成功之道，渴望能在非洲復制中國奇跡，甚至可以說這正在成為一種新的“非洲夢”。當然，這絕非易事，但我們還是要為非洲國家祈福，也願意與非洲朋友分享中國的經驗和教訓。

　　還是回到鄧小平吧。我曾在不同的場合總結過自己對鄧小平的印象，主要是四點，一是眼光：鄧小平是一個大戰略家和軍事家，具有超長的戰略眼光。西方政客一般談的是“一百天內，要怎樣怎樣”，鄧小平是“一百年內，要怎樣怎樣”，今天世界上很少有眼光如此長遠的戰略型政治家。中國這麼一個大國，長遠的戰略定下了，近期的問題就比較好解決。他提出的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他堅持黨的領導和公有制佔主體，公有制可以有各種形式，隻要公有制佔主體，即使一時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最終也有辦法在發展中逐步解決，這些都屬於跨長度的大戰略。

　　二是思路：鄧小平是一個思想者。他在我腦海中浮現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著，靜靜地抽著煙思考問題，目光注視著前方。他喜歡和別人談一些“自己腦子裡正在轉的東西”，他的許多新思路經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對華國鋒的評價就是華沒有多少自己的東西。他1992年南巡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話就是：“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經濟手段”。一下子把糾纏了中國改革開放很多年的問題說清楚了。

　　三是清醒：鄧小平是一個頭腦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實踐出真知，他堅持一切外國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經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再確定是否在中國推廣，絕不能盲從。他反復講：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實踐。這種高度務實的理性態度使中國避免了民主浪漫主義（即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浪漫主義（即市場原教旨主義），避免了西方話語的忽悠，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四是大氣：作為一個人，他大氣，他樂觀豁達。他一生中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多次大上大下。一個杯子裡隻有半杯水的時候，他總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出現危機的時候，他總看到危機背后的機會。畢竟是指揮過千軍萬馬的領導人，他講話也非常大氣。一次我給他做翻譯，講到打仗，當時外賓問他，你們和越南打自衛反擊戰，沒有擔心蘇聯介入嗎？當時的蘇聯是個超級大國，軍事比中國強大很多。鄧小平是這樣回答的：蘇聯是個超級大國，但是一個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來，怎麼敢打中國呢？這也是一種底線思維，做決定的時候，把事情推倒最壞的結局，然后看能不能應對，能應對他就出牌了。

　　從1983年起，我以各種身份，斷斷續續走訪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距離觀察過的中外政治領袖人物近百人，鄧小平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鄧公確實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一個改變了中國，並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世界的人。我有幸在自己生命最寶貴的年華中與這個偉大的生命有所交織，感受了他作為一個領袖的睿智和勇氣以及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情趣，隨后又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范圍內，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和智慧給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所帶來的深刻變化和深遠影響。在鄧公誕辰110周年之際，謹作此文以緬懷這位難忘的人。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