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鄧小平側記——回憶鄧小平1985年的一次談話

　　（一）

　　我是一九八三年八月末的一天到外交部翻譯室報到的。當時翻譯室主任叫過家鼎，五十開外，個子不高，面容清瘦，大家都管他叫“老過”。他是一個視翻譯質量為生命的人，也是外交部裡為數不多的性情中人。他見到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看過女排比賽嗎？”當時中國女排在國際大賽中連連獲勝，舉國上下為之歡騰。“女排是排球的國家隊，我們這裡就是翻譯的國家隊”，帶著一種挑戰的眼神，老過對我說了這番話。“我們服務的對象主要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老過說，“總書記啊、總理、副總理啊，還有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我對官銜不甚敏感，但聽了這番介紹，還是振作了一下。老過呷了一口茶，“當然，還有鄧”。話似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但我感到了這是老過的壓軸詞。沉默了片刻，他提高了聲音：“要下苦功，努力提高政治和業務水平，拓寬知識面，好好干。”

　　當時的外交部鬧房荒，許多工作了十幾年的外交官還分不到房子，司長、副司長還都住在北京的筒子樓裡，像我這樣新來的年輕人哪有房子可分。“如果暫時沒地方住，我看住在辦公室也可以”，老過如是說。至此，我大致認識到自己已踏上了一條特殊的翻譯道路，並因此而獲得了一段特殊的人生經歷。第二天，我就把鋪蓋搬到了五樓的辦公室，嚴格講是辦公室的打字間，安營扎寨，一連幾年都以此為家，甚至有不滅的燈光，工作還算投入。

　　當時的翻譯室每周都有一兩次業務學習和政治學習。業務學習主要是練習口譯，常用領導人見外賓的談話作為材料，練習漢英口譯。政治學習一般都是先讀一篇中央文件，長的大家輪流念。翻譯室上海人不少，吳語口音的普通話，“積極開展”念成了“唧唧開展”，這還過得去。有時候音走得太遠了，北方字正腔圓的大嗓門出來糾正一下，引來眾笑。念完之后就是討論。討論很快演變成海闊天空的調侃，時有密集的信息交流和精彩的思想火化。正值思想解放的年月，翻譯室的空氣是少有的民主，再加上大家接觸的人，都是有頭有臉的，同事間什麼都談。許許多多新鮮事之外，鄧小平也經常成為一個中心話題。當時正值中英香港談判的關鍵時期，有時扯遠了，老過會突然大聲說，“到此為止，打住，千萬不要到外面去說，否則明天香港股票又要跌了。”

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羅伯特·穆加貝（圖片為作者本人提供）

　　我第一次直接給鄧小平做英文口譯，是我進翻譯室工作兩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羅伯特·穆加貝。20多年過去了，回憶這段往事，至今還歷歷在目。

　　穆加貝是1985年8月26日清晨6點20分乘坐中國民航普通班機抵達北京首都機場的。中方的陪同團團長是輕工業部部長楊波。這次除了穆加貝本人外，還來了包括外長在內的六位部長，都下榻在釣魚台國賓館的8號樓。白天中方沒有安排活動，讓客人休息。

　　晚上7點，趙紫陽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為穆加貝舉行歡迎宴會。過去宴會的方式是先由賓主分別致辭，然后通過口譯進行現場翻譯。后經過中國禮賓制度的改革，外交部直接把賓主雙方的稿子都事先譯成對方的語言，書面打印出來，放在餐桌上。這就省去了宴會上翻譯佔用的時間。在穆加貝站起來致辭的時候，趙紫陽把翻譯稿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然后對我說，待他英文念到“今年我國農業可望獲得大豐收”和“津中友誼萬古長青”這兩個地方時，“你就帶頭鼓掌”。我便仔細聆聽，待穆加貝用英文念到這兩句話時，我便帶頭鼓掌，一時間包括共和國總理在內數百人的掌聲在大會堂宴會廳裡響了起來。穆加貝微微點頭向大家致謝。這一瞬間，我真有一種引領世界潮流的超現實主義感覺，以致后來，每聽到《掌聲響起來》這首歌曲，自己竟會聯想起這段其實毫不相干的插曲。

　　（二）

　　穆加貝1924年2月出生於一個羅馬天主教的農民家庭。念過六年小學和兩年師范，然后就在國內以及贊比亞、加納等國的中、小學任教，前后約20年，其間又在南非念過一段時間的大學。在加納教書期間，他深受加納開國元勛恩克魯瑪的泛非主義思想的影響，投身於民族解放運動。從1964年到1974年，穆加貝曾被白人統治者投入監獄達十年之久。他重視武裝斗爭，相信毛澤東的話“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他所領導的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解放軍是與羅得西亞白人政權斗爭的主要力量。在后來解決津巴布韋問題的歷次國際談判中，他是態度最強硬的政治人物。

　　今天的西方媒體已把穆加貝描繪成一個如洪水猛獸的獨裁者。從2001年開始，由於津政府加速推行比較激進的土地改革觸動了英方利益，英津關系惡化。2002年津大選后，英國指責穆加貝的民盟政府舞弊，加大對津制裁力度，目前仍未解除。2002年，英國主導下的英聯邦決定中止津成員國資格，津政府則宣布退出英聯邦。2005年1月，美國國務卿賴斯在上任聽証會上將津巴布韋列為全球6個“暴政前哨國家”之一，津政府拒絕這種指控。

　　據我觀察，穆加貝這個人相當復雜。他1985年和1987年兩次訪華，與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國領導人會面，都是我擔任翻譯。在另外一些國際場合我也曾經近距離觀察過他。穆加貝首先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憎恨殖民主義。他性格剛強、作風率直，但思想左傾。在長年的武裝斗爭中，他曾向他的游擊隊員承諾勝利后要進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獨立之后的幾年，他的政策還相對溫和，后來越來越激進。我2002年夏天有幸去南非約翰內斯堡參加世界可持續發展問題大會，穆加貝和他的仇敵英國首相布萊爾都參加了會議，坐在一個大廳，被安排在同一個上午發言。我在現場親眼目睹了穆加貝和布萊爾“正面沖突”的戲劇性一幕。穆加貝上台發言的時候，突然脫稿，用右手食指指著坐在前排的布萊爾首相，以憤怒激昂的語調，講了下面這段話：

　　“當今這個世界太不公平了。一些西方國家開口閉口什麼人權民主，實際上是推行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我們過去就是從他們那裡爭取人權、爭取民主，今天他們倒反過來教訓我們了，真是毫無道理。我太了解這些人了。要實現可持續發展，農民首先要有土地，我們是按照法律形式，允許這些英國后裔保留一個農場，但他們要幾十個。我不是夸張，這是實實在在的數字，他們要繼續擁有幾十個農場！我們在捍衛我們的主權和獨立，我們沒有威脅任何人。我們是津巴布韋人，我們是非洲人，我們不是歐洲人，不是美國人。我們不在乎英國的制裁。布萊爾先生，請你保留你的英格蘭，但也讓我保留我的津巴布韋。我們不要你的一寸土地，但請你也不要奪去我們的土地。當然，我們願意和外界友好，願意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關系，但我們不會去祈求別人的施舍。現在關鍵是世界的發展模式要轉變，從一切為了公司的利益轉向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

　　話音未落，下面一片掌聲，主要是非洲國家的代表和坐在后排的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歡呼和掌聲。不管穆加貝所說是否准確，任何一個對第三世界當今面臨的艱難處境富有同情心的人，聽完這番話是很少能不動容的。整個會議中最具有戲劇性的恐怕也就是這一幕了。他一講完，我看到在場記者們的攝像機鏡頭幾乎同時轉向了坐在后面幾排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布萊爾倒是神情依舊。他隨后上台講話，沒有正面回應穆加貝的指控，而隻談會議的主題“可持續發展”問題。

　　津巴布韋的困境，乃至不少擺脫殖民統治非洲國家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都來自這麼一個問題：一方面，非洲人民對西方長期奉行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義憤填膺﹔但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又大都控制在白人手中，這些白人已經是幾代人生活在這裡，也把自己看成是當地人了。我后來兩次去過津巴布韋，一次是1986年陪李鵬訪問非洲四國時路過哈拉雷，另一次是1995年參加一次國際會議。總的感覺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形勢每況愈下。而到了2007年，竟出現了上百萬人生活在飢餓之中。到了2009年，通貨膨脹已經失控，政府不得不發行世界上面額最大的紙幣100萬億津元，貶到最低的時候，100萬億津元也隻能買半個面包，后來津巴布韋干脆放棄了貨幣主權，轉而採用美元、南非蘭特等貨幣。

　　津巴布韋的土地改革和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大不一樣。津巴布韋土地問題的復雜性在於：白人農場主隻佔津巴布韋人口的1%，但卻控制了津巴布韋70%最肥沃的土地，但他們從事的是現代農業，掌握了現代技術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銷售渠道。穆加貝把白人農場主趕走了，他的老游擊隊員出了一口氣，過這也趕走了哪些掌握了現代農業技術和銷售渠道的人。津巴布韋現在經濟凋敝，民生艱難。這當中固然有自然災害的原因，也有英國的刁難以及西方國家對它的制裁等原因，但穆加貝過激的政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坦桑尼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的大使魯恩邦加先生曾是我的學生，對我說過這樣一件事：90年代中期，穆加貝邀請過坦桑尼亞經濟專家訪問津巴布韋，研究該國的土地改革問題。魯恩邦加代表專家組當面向穆加貝匯報過他們的看法：白人農場主在津巴布韋已經形成了產業配套和規模經營，從良種培育，到飼料加工，到市場銷售都形成了一整套產業鏈。專家組建議穆加貝土改時考慮這些因素。但當時穆加貝就斬釘截鐵地回答：“我注意到了你們的意見，但我們最終還是要按津巴布韋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

　　在我和穆加貝私下的接觸中，他給人一種文質彬彬的感覺。1963年他創立了津巴布韋民族聯盟，任總書記，並從70年代開始打響了反對白人政權的武裝斗爭的槍聲。他也參加了關於津巴布韋獨立問題的國際談判。可以說是一位在監獄、戰場和談判桌上都和白人，特別是和英國人打過長期交道的政治人物。一次從北京釣魚台去機場的路上，他對我說：“我在白人的監獄裡自學過倫敦大學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函授課程，后來與英國人打交道時，這些知識都派上了用場”，但他又告訴我“所有這一切，都不如我后來與英國人直接打交道的過程中所學到的東西多”。“我對英國人是太了解了”成了穆加貝的口頭禪。

　　（三）

　　1985年8月28日，天氣炎熱。我隨禮賓司副司長吳明廉等外交部工作人員於上午9點10分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福建廳是一個歷史沉澱頗深的地方。1971年9月12日，周恩來總理曾在這裡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指揮處理林彪叛逃這一突發事件。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會見外賓幾乎都在這個大廳裡進行。福建廳的正面牆上挂著《武夷之春》日光岩巨畫，一派濃濃的八閩風情，賓主沙發中間的茶幾上，放著綻開的郁金香，像是畫龍點睛，使得偌大的會議廳獲得了一種靈氣。

　　鄧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鄧小平剛度過了八十一歲生日之后不久。上午9點40分，鄧小平穿著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走進了福建廳。鄧剛從北戴河避暑回來不久，避暑期間他天天下海游泳，所以臉晒得黝黑。鄧走路平穩，身板筆直，看上去像六十開外，而不是八十一歲高壽。他小小的個子，卻一下子吸引了大廳內所有人的目光。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