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西方“权力”观不同导致了公平观的差异。在西方人的视野里，“权力”与“义务”是对等的。所以任何“权力”都是有边界的。最终，在契约精神与民主制度的约束下，“权力”被关进了笼子。因此西方人对公平的着眼更集中于对规则的尊重，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统也不过只是个职业而已；而在中国“权力”几乎不受约束，因此中国人所追求的“公平”只能集中于当权者的选拔过程，寄希望能选出个“好人”当官，而对于如何约束权力，中国没有很好的办法。

其次，政官不分的制度存在很大弊病。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政客与官僚之间是两个有区别的群体。政客多集中于议会，政府首脑及内阁成员，这些人多由选举产生，他们属于职业政治家，而官僚也就是公务员，承担政府的日常事务，并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西方的公务员本质上属于国家雇员，多由考试录用，其选拔方式，升迁路径与政客皆有不同。因此，在西方社会，政界与官界之间尽管关系紧密，还是存在一定区隔，政界虽然也存在着兄弟议员、父子总统等现象，但百姓与政府打交道，多经由公务员之手，政界人士的日常工作并不直接接触百姓，百姓眼不见心不烦，也就没有被“堵路”之感。

中国虽然也有公务员制度，但中国的政官两界没有区别，所有的官员同时也都是大大小小的政客，因此“世袭”之风贯通上下。百姓放眼周围，“世袭”现象到处都是，于是顿感问题严重。而本应该属于公仆性质的公务员日益政客化，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服务质量，也加剧了百姓的不满。

“官二代”现象本身并不可怕，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家族与学术世家一样，其出现有着某种必然性 ，守法而又受过良好训练的“官二代”合法从政，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提升执政能力。从长远来说，批评“官二代”从政，不如考虑一下如何将权力本身关进“笼子”；就眼前而言，要减轻人们对“官二代从政”的仇视，发挥“官二代”的积极作用，控制其消极的一面，尽快建立一个敬业的、职业化的公务员队伍，把政官两界适当区别开是真正的当务之急。

《联合早报》5月29日报道 原题为：“官二代”与“二代官”

（作者刘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