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现了关于宪政及相关问题的思想论争。论争中的一方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前提性预设：一定要到西方去寻找智慧，尤其要到英美法等国家去寻找真理。很多西方人也有这样的优越感，认为他们承担着启示、教导东方人的神圣义务。这种看法的普遍性与它的真实性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着眼于历史，一个总体性的格局是：东方启示西方。人类最高智慧总是源出于东方（包括“近东”与“远东”），然后再向西方扩散。

西方文明被概括为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对西方的塑造作用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但对于西欧以及后来的北美而言，基督教却是来自东方的智慧。基督教的圣城是耶路撒冷，耶稣诞生、成长与活动的地区就在现在的巴勒斯坦。按照西方人由来已久的地理观念，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都属于“近东”。两千年来，源自“近东”的基督教、耶稣以及《圣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从根本上塑造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即使是在“远东”，中国的儒家文化对西方的启示也曾经得到普遍承认。在18世纪的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魁奈极为推崇中国文化，对孔子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论语》远胜古希腊哲学。伏尔泰在《哲学辞典》的“论中国”一章中，亦对孔子表达了崇敬之心：“我钻研过他的著作，我还作了摘要；我在书中只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丝毫不染江湖色彩。”

德国的莱布尼茨也强调中国文化对西方的重要性。他说：“就思辨的科学而言，欧洲较为优越；可是在实践哲学方面，换言之，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与政治，我们实不足与中国相比拟。……我们的愚昧，使我们沉沦于不幸之中，同时我们自身，又创造了苦难。如果理性是一付清凉的解毒剂，那么中国民族便是首先获得此药剂的民族。”

18世纪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评价到了19世纪以后出现走低的趋势。不过，虽然魁奈、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对中国文化的推崇逐渐被人遗忘，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见解绝非荒诞不经。相反，在西方世界的问题越积越多、改与不改都很难的当下，重新定义东方、重新理解东方、重新发掘包括源出于“近东”、“中东”、“远东”的东方智慧，并把这些东方智慧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有所裨益的。

（作者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