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扩招的负面效应日渐凸显，在就业问题上，今年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顶峰。699万大学毕业生一齐涌入社会，他们面临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我们的各级就业指导部门总是在许诺，只要不挑不拣，保证就业。但经过至少十六年的寒窗苦读，十六年的期盼和风险投资，让他们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不挑不拣”呢？

看到一篇时评说，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就要做大就业的蛋糕。类似乐观的老生常谈，除了心理安慰外，基本没有意义。因为蛋糕做得再大，也无法满足毕业生井喷式的涌动和期望，就像马路修得再宽，也无法解决交通拥堵一样。

当下中国大学面临的难题也有相似性。一方面，就业仿佛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基本追求，它执著地主导着大学教育的行为和走向。在一些大学，从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到机构设置，再到平时各种讲座的安排、课余活动的组织以及各种宣传，总之，一切活动的重心都围绕着就业进行。不仅是校方如此，入校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在为就业问题担心，他们为就业作准备的热情和动力远超课堂学习。在他们眼里，大学是不是学术的圣地或象牙塔已无关紧要，社会复杂性的挑战更直接，更关乎今后的生活和幸福，因此，拿大学作为历练社会经验的阵地，在学业之外，打通关节，培养人脉，就顺理成章。

如果课堂不再是吸引人的场所，教师还有什么用武之地？教师的职责过去都说是传道授业，现在只能是想尽办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是，面对没有多少学习热情和学习积极性或干脆经常“翘课”的学生，要始终保持饱满的热情，百分之百地尽到教师的责任，谈何容易。

从另一方面看，尽管学校竭尽所能地为就业提供服务，其效果却并不乐观。最近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近几年，不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并没有实质性地提高，今年本科生的就业率下降了12%，研究生则下降了11%，而且在就业的学生中有31%“学非所用”。

努力迎合就业需求，结果却与努力不成比例，这就是当下大学面临的现实尴尬。

改变这种尴尬局面，或者说摆脱困境的方式，当然不是上述报告的发布会上，教育专家们所说的“高等教育跑步进入普及化时代的背景下，迎接就业难题，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高校转变教育理念、用人单位转变用人理念成为‘制胜关键’”之类的“大原则”。因为这一系列原则，实质上还是要继续地迎合所谓现实需要，继续以就业为导向来从事大学教育和组织大学教学。

需要看到的是，在过去若干年中，大学对社会的迎合不仅失之过度，而且付出的代价太大，因而得远不如失。这个“失”主要表现在大学整体上失去了起码的自尊，教师失去了起码的自信。而过分的扩招，让文凭彻底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它已经变成一张等待就业的介绍信。大多数经过激烈竞争进入大学的学生也失去了原本应该有的荣誉感。没有自尊、自信和荣誉感，大学就只能是以就业为主导的职业培训中心。

而从上面的调查数据也可看出，即使是大学在努力转变角色，努力经营着“职业培训中心”，也还是无法全面满足社会的需要，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率。这中间的根本问题是，“社会需要”是一个变量，而大学则既需要变化，又需要秉承其不变的基本理念。直白地说，如果大学仅仅是被动地迎合，可能永远也赶不上社会发展，全面满足其需求。这也是处于社会急速转型中的当下中国大学左右失据的深层原因。

另一个问题也需要注意，即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一“学非所用”。如果这里的“学非所用”指的是不再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实际的数据可能要比调查的数据大得多。因为还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毕业生可能从事的只是与自己专业稍稍沾一点边的工作，比如生物制药专业的毕业生找到的药品销售工作，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毕业生去卖房子等等，这些也很难算是“专业对口”。也就是说，当下中国大学培养的大约三分之二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其所学专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这个事实至少说明，大学一味被动地追随社会，在社会后面亦步亦趋，但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却是相当有限的。大学根据社会需要或企业需要调整的专业、开设的课程，也并没有达到社会或企业所期望的立竿见影的效果。

有鉴于此，大学还是应该接受发达国家大学发展的经验，重拾自尊，以自主之变应万变，重新回到传承文明的轨道，以培养通识性人才、提高学生整体文化素质为导向来设置课程。当然，在现有体制下，要让大学重拾自尊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为大学减负。大学不能，也不应该承担它本来无法承担，也承担不好的责任。只有这样，大学教育才能名副其实，课堂教学才能重新受到重视，雅斯贝斯所说的“学术共同体”氛围的建立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