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发生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重审受到舆论持续关注。聂树斌早已被执行死刑，多年后另案落网的王书金供认自己才是当年那起强奸杀人案的真凶，但他的口供又同真实案情细节多有出入。在这起案件尚无最终定论时，6月25日浙江萧山法院又对18年前错判的一起抢劫杀人案重审，有5名青年在该案中蒙冤。重审冤假错案成为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文革”结束后，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次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很多人以为冤假错案大致在中国走到了头，它们不太可能再在中国有规模地出现。

但是现在看来，进步中的中国司法现实仍有不少漏洞和缺陷，隔一段时间再回头看，过去的一些原则和政策会显得陈旧，一些运动式“严打”为冤假错案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中国的法制建设在不断完善，但这个过程是有疮疤和伤口的。

聂树斌案能够重审，并且重审过程长达8年之久，法庭不因有了新口供就匆匆定案，而是既重口供又重实物证据，在新口供与其他证据不能相互印证时谨慎审理。无论舆论怎么说，对人命案这样的认真态度与法制建设大方向是一致的。

舆论中要求认定王书金是真凶、为聂树斌平反的声音占了上风，这当中的社会心理原因非常复杂。但毫无疑问，这些声音与法治精神并不完全吻合，对它们的解读更适于引用社会学的原理。

舆论中对司法机关“为了掩盖自己错误而拒不改判聂树斌案”的推测有其自身的逻辑，但重审聂树斌案的全过程必须依法进行，而不能被来自任何一方的愿望或情绪主导。舆论越是强大的时候，司法过程就越要保持审慎态度。舆论说到底同行政权力有相似之处，都是可以从法外影响案件审理的力量。法律应与舆论为善，但不可把它供奉成“新婆婆”。

法律在中国仍缺少足够权威，它的实施环境仍不时受到各种权力的干扰，诉讼程序得不到保障、走过场等，这些都是冤假错案发生的深层原因。冤假错案是世界性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法制基础的相对薄弱应是治理冤假错案的持久标靶。我们相信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都有日常生活的大量感受。

无论如何，中国的法制建设在大步前进，而且它同人权观念的进一步觉醒融为一体。依法治国已从人民的普遍心愿转化成国家的政治选择，对每一个冤案错案，社会的不容忍度史无前例。今天执法者面临着严格依法办案的空前压力，这不可能不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的推动。

然而也应看到，中国社会对“司法独立”喊得很响，但各种有权力和资源的人在自己或亲友牵涉到诉讼程序时，试图用法外手段影响办案的愿望仍非常高。舆论在一些公共冲突事件发生时，也常常把价值判断放在法治精神之上。中国的司法做到完全不受干扰，看来还有不短的路要走。

聂树斌案重审仍在继续，希望新的判决能经得起历史考验，它应是法律的胜利，而不是别的什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