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各国实践证明，用赤字财政和货币扩张来创造有效需求的方式并非完全有效，总量刺激之于全球失衡以及根植于各经济体内多年“顽疾”的帮助十分有限。解决危机从来就没有“速效药”，各国需要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刺激，而是一场漫长且异常痛苦的经济结构重建。这个世界需要经济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而这对于已经深受结构失衡发展之苦的中国而言变得尤为重要。

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就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管制，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和挤出，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和信号失真。而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保、医疗、教育、住房)、构筑市场秩序和规则(法治、信用)方面却出现了“缺位”和“空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增加了负外部性和摩擦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此外，凯恩斯主义带来的经济扩张不仅仅是政府过度干预，而是表现货币发行扩张需求以及负债水平的飙升。由于周期性政策依赖于高杠杆领域(特别是基建投资)来推动增长，同时私营需求仍然受到抑制，高于GDP 复苏速度的杠杆增速难以避免。因此，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及主要矛盾看，寄希望于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长期的不平衡已经影响到短期的增长，而为了支撑经济增长背后的代价也过于沉重，以高负债刺激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克强经济学”突破了以往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思维，而是从供给端主动发力，全面推进推动改革。

从“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到十八大后的“政府简政放权”再到近期钱荒潮中的“铁腕治理”，可以说“克强经济学”的轮廓已经日渐清晰，巴克莱资本总结“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本质而言，“克强经济学”就是围绕“市场”、“供给”、“效率”、“公平”四方面实现中国经济的重建。

应该讲，“克强经济学”并不完全属于个人，其代表的不仅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与经济智慧，更是对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总结与反思的结果。与过去说再见并不容易，这意味着无论有多难，无论前面还会遇到多大风浪，中国经济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之路必须坚定地走下去。带着阵痛加速转型，中国的阵痛期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