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总能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把握，成绩的取得自不必说，就是对中国发展失误的地方，也是分析得头头是道一针见血。

1989年3月23日上午，时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确实如此！不但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是如此，就是算上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国发展的失误依然是在教育方面。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免不了有点失误，只要及时纠正了，对事物的发展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伤害。可悲的是，我们的失误不是一次，而且根本不去纠正，可以说是一误再误，以致中国教育走上了一条积重难返的沉疴之路。

一

善良的人们还记得十多年前甚嚣尘上的“教育产业化”吧？ 中国的教育掌舵者竟然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让教育为经济的发展做贡献，于是，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各级各类学校几乎全变成了产业。家长们钱多的就让孩子上好学校，钱少的上差学校；到了上大学更是如此，大款老板权贵们提前就把子女的户口移民到北京这类分数低的地方，没来得及用移民这招的，也千方百计用钱弹让子女攻进名牌大学的校门；而对于穷人们，即便算你考上了好大学，高额的学费也会让你望而却步，甚至演出一些家破人亡的悲剧。纵然你凭分数实力上了好大学，天上人间的大学生活也会让你英雄气短扼腕长叹。

这两年，各级政府官员都学乖了，见人家西方发达国家都是把教育当作公共服务产品对待的，于是在正式场合都慎提“教育产业化”这几个字了。而在骨子里，发展教育用的还是产业化的思路与做法。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这几年一路迅猛飙升的教育收费，一直居高不下，愈演愈烈。尽管教育部为平民愤，每年都要派不少检查组到各地去查，据说战果颇丰，光2006年就清退违规乱收费13.2亿多元，还撤职或免职了794名校长，按教育部的行话说是“教育乱收费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我不知道，这“有效” 二字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级学校面前，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呢？这不过是教育“乱”收费的一点，而教育政策允许的高收费却在一路高歌地猛进着。尽管国家法律明确保障公民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但在高额的学费面前，教育的不平等却触目惊心地存在着。教育高收费的后果已经可怕地显现了出来，大量并不富裕的老百姓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由此造成的灾难是永远难以弥补的，它需要几代华夏儿女用惨重的代价去偿还。

2006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对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纷纷发表见解，有关部门自然要做出一些反应。在回应“上学贵”问题时，让人大跌眼镜的新闻出来了——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发表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见解：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新华网》2006年3月6日）乖乖！在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指导之下，上学已经变成像穿衣服一样的消费行为了，那钱少的没钱的只能量力而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