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杂志7月6日文章 “我是1980年出国的，当时兜里只有3美元。”李三琦回忆说。他属于“文革”后获准出国留学的第一批人。与那个精英群体的多数人一样，他获得得克萨斯大学一个人人羡慕的职位，并开办几家公司。受协助建立一家世界级跨国公司的机会的吸引，他回到中国，如今已是电信巨头华为的高管。

李堪称“海龟”的楷模。长期以来，这一群体因能将先进技术带回国而备受欢迎。以往，他们完全可以在国内找到一份优厚的工作，但情况不再如此。“海龟”不再人见人夸，一些人甚至找不到工作。

“海归”的重要性为什么下降了？毕业生就业市场总体不景气是一个原因。另外，随着中国国内市场迅猛发展，电子商务等行业发生变化，那些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却不了解。风投公司启明创投的加里·瑞斯切说，10年前，投资者只会给从硅谷回来的人投钱，现在则支持国内大学的创业者，因为后者更熟悉本土消费模式和社交媒体。

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国经理们开始丢掉自卑感。腾讯公司一名高级主管说，他仍然从外企挖“海龟”，但发现“海龟”在管理国内工程师上存在问题。一名欧洲投资银行家说，“海龟”往往固守透明、精英管理社会和道德伦理等西方观念，这令他们在中国高度达尔文主义的经济中处于劣势。在这种经济中，当地人更愿意满足老板或客户的任何需求。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最近一波“海龟”中，许多人素质较差。以往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出国，但随着收入升高，许多资质一般的学生的家庭也愿意花钱让子女得到教学质量一般的学校的学位。更糟糕的是，部分由于西方经济低迷，许多“海龟”回国时毫无工作经验。(乔恒译)

原题：“海龟”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