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26日报道 美国《外交》双月刊7/8月号（提前出版）发表了题为《模仿，直到制造出来》的署名文章，作者卡尔·劳斯蒂亚拉和克里斯托弗·斯普里格曼在文章中指出，有些人认为，中国仿造泛滥的现象存在深刻的文化根源。但一个更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无法创新是因为缺乏对知识产权强有力和稳定的保护。如果没有此类保护，仿造者将削弱和超过发明者，进而造成创新投资枯竭。

　　文章称，对美国决策者和管理者来说，中国仿造的规模和范围足够糟糕。据中国政府2006年公布的一份文件说，自主创新包括“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华盛顿将这视作官方对盗版行为的许可。美国政府认为遏制中国的仿造行为至关重要，而且告诫中国改变其方式，并向WTO提起诉讼。

　　但美国对中国盗版的担心和愤怒放错了地方。仿造并非美国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常常认定的灾祸。实际上，仿造并非总是创新的敌人，因为仿造也有有用的一面。几乎所有的创造都以之前的工作为基础，而且能够自由仿造和改进现有设计，这将推动时装、金融和软件等各种各样的领域。仿造还能鼓励更强的竞争，拓展市场和建立品牌。

　　文章指出，对中国公司和个人来说，仿造具有不只是削弱西方竞争者的不可抵挡的好处。许多中国人通过仿造其他地方生产的原创商品获取了有价值的设计和制造技能。这样仿造的结果是买得起的产品和服务，让数以百万计中国人能够享受消费社会的产品。盗版创造的价值推动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壮大。对销售真品的西方公司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代表一个巨大的潜在新客户群。

　　出于这些原因，对中国山寨经济的任何明智政策都必须从对下述事实的理解开始，即仿造和创造相关联，仿造既可以是有益也可以是有害的一股力量。鉴于中国的仿造行为既有好处也有代价，再考虑到中国在历史上对西方压力的抵制，美国在推动中国改变知识产权上的政策和做法方面耗费那么多政治和外交资本是不值得的。

　　文章称，认为创新和仿造本质上是矛盾的传统观点是不正确的，因此，主张美国在阻止中国剽窃知识产权上要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华盛顿对北京仿造文化的严厉方式太生硬，反映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创新观点。而且这一方式也不大可能取得成功，因为美国将难以战胜中国公司和个人依靠仿造的强烈动机。

　　文章称，自由仿造在中国也有重要的社会内容。中国令人惊异的增长带来的一个关键副产品是急剧加大的经济不平等。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满，尤其因为中国的穷人越来越暴露在当代消费社会可以提供的所有好处之中。相对自由的仿造可以帮助缓解或者至少掩盖中国巨大的经济差距。

　　如同中国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山寨的含意正在经历剧变。就像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期指出的：“山寨曾经是一个用来暗指廉价和低档货的词语，但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它意味着中国人的某种聪明才智。”

　　文章认为，中国容忍、甚至纵容仿造的做法对西方企业来说未必是灾难。中国数量巨大的人口仍然贫穷，只有少数人买得起西方的产品。因此，仿造西方产品未必代表销售损失。相反，这些仿制品往往是真品的有效广告。

　　从长远来看，公开仿制可以构建对西方创新的需求。微软创始人之一比尔·盖茨有关中国软件盗版的一句名言是，“既然他们打算偷，那我们就让他们偷我们的。他们将变得有点儿上瘾，然后我们会在未来十年的某个时候想办法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