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10日至11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经济领域三大议题为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结构性改革和可持续平衡发展、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在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议题上，最迫在眉睫的具体问题当属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必然带来的冲击及其防御。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日益稳固，就业市场日益改善，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的必要性已经淡漠，其刺激资产泡沫的副作用则愈发凸显，退出的前景正日益逼近。然而，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正如大水之后常有大旱一样，以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为特征的量化宽松货币战争第二阶段将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新兴市场经济体首当其冲，我们不能不防。

回顾历史，正是在19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货币战争中，西方主要经济体步入“奔腾式通货膨胀”时期，利率水平提升则相对滞后。在此背景下，其它国家纷纷加大力度利用西方债务融资，即使与西方阵营敌对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苏联当时将引进外资列为战略措施，其“九五”期间引进西方资本共计176.61亿美元。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这场后发国家债务融资的盛宴便因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而告终。他的铁腕造就了“耶稣以来最高的实际利率”（时任西德总理施密特语）且长期居高不下，债务融资条件急剧恶化。以1982年墨西哥无力偿还外债而引爆全球性债务危机为开端，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波兰外债危机更催生了团结工会，由此启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

今天，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社会风险的积累再度达到了不可忽视的水平，即使许多热门新兴市场也不例外。今年下半年之后和明后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经济社会震荡的风险较高，有可能重蹈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集团从1970年代繁荣落入1980年代债务危机的覆辙，引爆这种转折的潜在风险因素之一是初级产品行情下跌，其二则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折。

由于美国经济复苏态势稳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很可能在今年年内出现，届时由此引发的资本流动逆转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更对其它宏观经济稳定性明显低于我国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较大冲击。我们曾经一次又一次目睹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如何将发展中国家推向货币金融危机深渊，如今来看，这样的危机可能会重演，最近这两个月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大幅度震荡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集团的全面债务危机中，中国曾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惊险地擦肩而过。在这一次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潜在危机中，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占到中国外贸的一半左右，由于中国资本流动和对外贸易的规模巨大，尽管中国抗冲击能力与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了这样的历史教训，鉴于山姆大叔一贯的傲慢态度——“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是你们的问题”；我们仍然不可忽视这一冲击的风险，更需要为了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而向美国据理力争。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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