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燕

继最近两周持续刊发关注城管执法尴尬的报道和分析后，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再次聚焦城管，报道和分析称，“一地城管出事，全国城管蒙羞”，并认为，走出城管执法尴尬需要社会各方支持。

让城管蒙羞的其实不仅仅是某地或者某个具体的执法人员，而是城管体系本身的问题。对此，《人民日报》刊发评论认为，我们需要法治型城管。走出城管执法尴尬的所有措施，都离不开法律的支撑。只有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明确城管管什么、怎么管，才能保证行政权力的有效行使，改善城管执法的工作环境，从而走出城管执法的尴尬。

《人民日报》这篇名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管》的评论还举例称，长沙出台的我国第一部城管地方立法，实施两年多未发生一起因执法不当而引起的冲突事件。这就说明，权由法定，既是行业规范，也是执法保障——可谓点到了要害。正如《人民日报》提到的，法治型城管才是解决城管执法尴尬的出路。城管的执法范围是什么？必须明确，因为其执法的权限和权力有效半径总该有个界限。在界限之内行事，其执法才不至于过分粗暴恶劣，形象自然提升。

而回溯起来，在此之前，为了改善形象，城管自身其实也有不少作为。譬如江苏就曾规定，在实施执法检查前，执法人员应当主动向当事人敬礼，并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身份，严禁酒后上岗执法。武汉城管也曾采用过沉默注视不动手执法，以避免发生纠纷……前两年，国内首份“城管网络形象分析报告”出炉。报告建议，城管人员可利用多种媒介手段，主动传达亲民态度，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改善其公众形象。还有地方的城管出书为城管正名。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措施起到的效果不大，甚至还被公众所嘲笑。

很明显，城管的形象不是被妖魔化，如果偏执地这么认为，大概是本末倒置了——没有城管自身形象的不佳，何来城管形象的“妖魔化”。不否认，城管遭受的骂名，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为相关执法部门承担的，因为这些部门有意或者无意让渡了部分城市管理职能，才让城管组织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城管本身终究有一天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不过务实地看，当下，城管不可能取消，这是个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于此而言，目前需要和可以做到的是，对现有的城管制度进行完善，最大程度降低城管负面影响，提升其存在的效率。

正是因此，城管权力应受到明确限制。如果仅仅试图通过一些“表面工程”、媒介手段改善形象，只会南辕北辙。一个执法部门，首先应该将其权力限制起来，也就是城管的权力半径应该受到规范和限制。这些年，不少地方不仅不限制，反倒继续扩大城管的执法权限，滋生的问题很多，甚至出现多起城管部门领导收受贿赂保护违章建筑的案例。权力越大寻租机会越多、恣意妄为也就更难避免，这是个常识，亟待反思。

出路在于，对城管限权，逐步减少其职能。这表面看是规范基层城管队员的执法，其实根本上必须削弱城管的执法范围，从法规上限制城管的职权。阻力可想而知，如果城管部门没有了那么大的执法范围，那么，本该承担相应职能的部门也就压力大了。这不仅导致城管存在的价值变小，城管上层的既得利益也将受到损害，城市管理者也将增加麻烦。但无论如何，唯有一支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的城管队伍，才可能文明执法，实现法治化转型。（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