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康：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和体制的升级【3】

　　二、中国经济完成起飞和正在走向大众高消费阶段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没有最终完成“经济起飞”的任务，原因很复杂，同原有计划体制也有关系。实行计划体制一个最突出特征，就是在国家意志和高度集权下配置资源，政府通过行政计划全面掌控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在较短时间内把由国家意志选择的发展领域搞起来（例如重化工业、军工部门和一些重要基础设施），但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合理调节社会产品供求关系的机制，这样搞起来的发展结构，很难避免是不扭曲的，效率必然很低，同时，这里所谓的国家意志由于缺乏民意集约、集中的制度基础，也不可能把老百姓的民生福祉放在优先发展位置。

　　从中国的实践看，是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体制，才真正完成了经济起飞的任务。在这里，体制的改革和转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发展引入市场体制，从开放境外投资和对外贸易开始，把大量社会经济活动的领域——部门的与行业的，越来越多地放给多种所有制企业来搞，让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竞争机制进行调节，这就无疑引发了一场发展的“革命”。

　　新的市场体制一下子把计划经济长期压抑的各种要素活力统统激发出来，新的各种市场主体大显身手，各级政府推动发展的能动性也空前发挥。由新体制呼唤出来的这种巨大发展能量，在原有工业化框架和公共产品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产生了能量倍增，其所爆发的超强供给能力大大超越了人们的预想，又恰逢其时，国际经济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给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带来重要机遇，发展再入佳境，中国经济才真正起飞了。

　　中国改革开放完成经济起飞任务后，发展继续深化、扩展，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成熟社会的主要任务，开始向大众高消费的初期阶段发展。罗斯托关于所谓成熟社会有几个重要定义，首先是能够把当时的现代技术应用于大部分资源开发与生产领域，同时还有建成现代工业部门的完整体系，以及农业就业人口的大幅下降。［5］按照罗斯托的这个定义，从宏观和整体看，中国的发展已经基本完成了成熟社会的任务，开始向着大众高消费的入门阶段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门槛”。发展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极少数国家外，拉美和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在此阶段止步，没有真正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掉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同高水平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无缘。

　　如今，中国也走到了这个“门槛”前面。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一下子完成了经济起飞和成熟社会两大发展阶段的任务，但现在也明显表现出两重性特征。首先是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持续高速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尤为突出，1991-2011的20年间年均增长高达10.93%，从1978年到2012年，GDP总量按照可变美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翻了61.4倍，达到51.9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翻了40.2倍，为6116美元。［6］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问题和矛盾，也越来越彻底地显露出来：增长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高污染、高耗能、高成本；产业技术水平和效益水平总体低下；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公平和贫富差别，以及学界始终关注的城镇化发展偏失、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泡沫、社会金融风险等等。中国经济的发展升级，不可能离开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有上述问题和矛盾都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和成绩而来的，是同一个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又都同现存的市场体制紧密相关。以下分析将表明，当下我们实行的市场体制，虽然在最终完成经济起飞和成熟社会的任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全面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解决长期积累的发展问题和矛盾，是不适宜、不匹配、不胜任的，要继续扩展发展成果就必须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让中国的市场体制升级。

　　原标题：韩康：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和体制的升级——关于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思考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