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阳鹏：今日中国还会发生“边缘革命”吗？

1976年9月的一个晚上，四川省蓬溪县群利乡九龙坡，公社党委书记召集一群干部商讨如何提高粮食产量。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辩论，他们一致同意在九龙坡用包产到户的方式解决在集体耕种中困扰大家已久的经营和激励问题。那一年，包产到户的边角耕地的产量比集体耕种的肥沃土地上的产量高出了3倍。

九龙坡的大胆实验，连同广为国人所知的安徽小岗村的改革，代表着1980年中国真正承认包产到户前许多贫困农村里的探索。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和他的学生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一书中引用了九龙坡村的案例。该书认为，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实验，连同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崛起、城市个体经济的回归，代表着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大边缘革命”。这四大边缘革命在中国迅速催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私营部门，将8亿农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让近2000万返城知青得以自行创业。该书用令人信服的史实和叙述阐明，真正在不经意间让中国人领略到市场经济的活力，从而破除观念的束缚决心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不是由国家主导的“洋跃进”或企业改革，而是这些民间的边缘革命。

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今天，重温昔日的改革，让人感慨良多。科斯一书的意义在于，在官方叙述之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改革开放进程的另一种叙述。这一叙述让我们了解到，改革进程并非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理性规划在先、地方在中央的带领下逐步推进的过程。真实的过程，是一个反复试错、地方探索与中央承认迂回前进的过程。最高决策者的成功之处在于真正打破意识形态的禁锢，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地方的实践，顺应而不是违逆民众的利益诉求。

改革的发生常常是地方探索在先，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北京的官员不可能对地方的复杂情况十分了解，尤其是在当时的交通通信状况下；而中国又是个如此庞大、区域差异巨大的国家，不可能指望北京的政策能符合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第三个原因则是彼时的中国很大程度上还与外部世界隔绝，中央官员即使想改革，他们可参照的范例、可选择的思想都很有限。

强调地方的积极探索并非是要否定中央的顶层设计，毕竟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中国区域差异巨大的基本事实并未改变，但得益于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央与地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如今一个常常游历于各地的中央官员或学者，对地方情况的把握并不会比当地差很多。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北京的官员的视野、可资借鉴的案例也前所未有地扩大——事实上，人们已在说官员对于很多问题不是理不理解，而是愿不愿意去理解。

这就又带出今日改革面临的另一深层次阻碍，即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三十多年前，改革还处于帕累托累进的阶段，几乎各个阶层都能从改革中受益。这一局面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一轮的改革强调顶层设计，强调由一个站在全局利益考量的坚强领导团体破除利益藩篱，整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多种利益的权衡考量。如果说改革必须在多种利益间做出选择，一方利益的获得常会伴随着另一方利益的失去，那么领导团体站在哪一边则至关重要。政府部门能否真正做到“壮士断腕”、放权于市场，国企能否不再与民争利，还利于民、让利于民？

另一个问题还是信息不对称，虽然在今天得到改善，但一定还存在，这就需要中央充分聆听基层的声音，尊重各地的差异化，避免哈耶克所言的“致命的自负”。读一读经济学大师们关于“市场”的论述，理解市场是如何扮演“上帝之手”角色，超越个体认知所限调配资源于无形，或许可以避免这种自负。

（郑阳鹏，财经记者，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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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牛宁、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