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不走形式普选的中国式民主【2】

民主的要义是对人民负责

有没有一种中国样式的民主？当然有。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考虑这个超大国家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发展极不平衡之复杂国情的民主；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考虑到行业间、阶层间的结构性矛盾之极难解决，既得利益尤其是国企改制中形成的既得利益之极难撼动的民主。在既有国情下，这种民主必然是一种基于小范围竞争性公选而非全民大选的民主，一种既实行贤能政治，又能保障普通党员和公民的政治权利，从而可望避免西方民主无谓党争、讨好选民、拉票买票和黑金政治等缺陷的民主，一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敞开胸怀向其他民主样式学习，充分吸纳其经验教训的一党执政下的人民民主。

这种民主不仅要推行一党执政下的竞争性公推公选，言论开放下的舆论制衡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领导干部财产登记和申报、政务信息公开、党内行政问责等“基层民主”操作方式，以及诸多其他旨在加强对公权力监督制约的制度革新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只要坚守民主理念本身，而非拘泥于民主可能具有的种种具体形式，便不难发现，以上勾勒出来的手段或者方法本质上仍是民主，如果操作得当，很可能成为一种比既有民主样式更为有效的民主样式。世界银行前驻华代表皮特 鲍泰利教授就认为，“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在中国式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执政党具有很强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而在西方式的多党制下，政党的目的只是击败竞争对手，或如何赢得下一届选举的胜利，而不是真正领导国家，真正服务于社会。基于这种认识，鲍泰利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一党制来实现民主的国家”。[5]

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而非议会制下政党竞争这样的政治操作）的民主并不是西方启蒙运动和理念的产物，更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的普遍的人类现象，而现代民主与现代法治和自由理念一样，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如果民主本身不对，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为之奋斗了一百多年的事业，还有什么意义？因此，发展一种中国样式的民主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当今中国人的责任。西方式一人一票、普选直选民主固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任免官员的关键权力局限在一个太小的范围已极不合时宜。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权力寻租、吏治腐败即源于斯。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由一定数量的党代表、人大代表、在职干部、退休干部、普通党员、普通公民充当“选举人”，由他们公正、透明、公开地选举官员呢？非普选民主的本质诉求在于：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小范围的竞争性公选而非全民大选，公开透明、公正公平地推选党政领导人，在此过程中稳步而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不断创新、完善监督制约公权力的机制，从而迈向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实现更为有效的国家治理。

在执政党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民主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尽管如此，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所向往、所憧憬、所为之奋斗的，却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民主，而这种更高意义上的民主目前仍然只是一个愿景，否则执政党就没有必要反复强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了。[6]具体说来，所谓更高意义上的民主应该是一种既有普通党员和公民相当程度的政治参与，又能取得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平衡，政府各权力部门之间充分协作、唯效率是求的善治[7]民主；一种既能合理集中权力，合理分配和使用权力以大大提升国家能力，又能有效制衡权力，抑制贪腐，缩小财富差距，维护人民利益尤其是其长远利益的高效、正义的民主。它也应是一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持续不断发展经济，提高国力，赢得国际尊重的大国民主。非普选民主就应该是这样的民主。

为何要推行非普选民主？

以上论述的只是关于非普选民主的宏观描述，而非为何要搞非普选民主的理由。换句话说，为什么当今中国应实行非普选民主，并非不言自明。

为什么在当前国情下应该推进民主？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反抗侵略和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压力下，在西方民主话语的强烈影响下，清末以来我国历史进程一直处在集中政治权力以提升国家能力与对民众政治赋权以实现民主的二重变奏中。这一进程至今也远未结束。可以说，1911年至1949年间的群雄逐鹿中，为了在一个超大国家重建政治权威，实现统一，时代的主旋律是集中政治权力。这不仅对共产党来说如此，对袁世凯政府和国民党来说同样如此，而对民众的政治赋权虽也提上了议程，却处于次要地位；1949年至1979年，国家统一虽已实现，但因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也出于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之紧迫需要，时代的主旋律仍是集中政治权力，政治赋权仍处于次要地位，期间甚至发生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政治赋权进程明显倒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政治宽松化、初步法治化和广义民主化（这里所谓“广义民主”与普选民主、非普选民主等狭义的或严格形式意义上的民主相对）的进程启动了，时代的主旋律开始从政治权力集中向政治赋权倾斜。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开始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出现了长达三十几年的政治稳定、社会基本安定的局面。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我国经济腾飞，综合国力急剧提升。

事实上，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我国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教育普及，在此情势下普通党员和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大为高涨，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从形式上扩大政治参与（而非仅仅满足于政治宽松化和广义民主化）被提上议事日程。为什么应扩大政治参与？中国的巨大经济成就不是在政治参与明显不如西方国家，甚至不如大多数新兴国家的情况下取得的吗？对这个看法的回答是，当代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虽离不开“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却主要是在“后三十年”取得的，而“后三十年”恰恰是一个政治宽松化、初步法治化和广义民主化的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政治宽松化、初步法治化和广义民主化的时代，人民开始前所未有地享有种种重要权利和自由，也前所未有地表达着自己的意志。十八大召开以后，这一进程必将进一步得到稳步推进，民众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被动沉默，其利益诉求需要得到比先前有效得多、即时得多的表达；民众不仅已具有表达其意愿的意志和能力，更已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表达的渠道和表达的资源。有学者指出：“今天的民众不再以克里斯玛型权威的追随者角色出现，而是在执政党认可的公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理权威基础上发声，挑战着克里斯玛权威及其官僚体制的合法性基础，推动着执政党由表及实地走向法理权威……各种社会矛盾如社会不平等、维稳中民众与官僚体制的冲突随着经济发展而凸显出来，以国家政策和官僚体制为主体的资源分配机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对国家支配方式和官僚体制权力的种种质疑和抗争。”[8]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终于认识到：民主可能不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却定然是适合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全球化和信息化故而民众权利意识高涨状况的政治理念和生活方式。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社会达成了推进民主的共识，“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甚至被写进了十八大报告。

回答了为什么必须继续推进广义上的民主，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应该推行一种非普选的民主而非西方样式的普选民主？

作为一个有着超大规模的国家，我国有着无与伦比的大一统格局，政治统一已然是刻写在民族基因里的全民共识，更有已运行了大半个世纪的党政一体体制，而推行多党竞争、全民大选式的民主，同时又得兼顾政治社会安定、国家统一，操作难度之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比，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循。[9]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有着历史所赋予的执政合法性和权威，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半个世纪里从贫穷落后、备受欺凌的弱国走向文明复兴，一跃再次成为世界强国，而在极复杂的国情下进行政治改革，如果搞多党竞争、全民大选式的民主，显然很难有效维护中共的执政权威，显然很难有效保证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执政党领导下的小范围竞争性公选、言论开放下的舆论制衡，以及领导干部财产登记并公开、政务信息公开、行政问责、群众测评等所谓“基层民主”，即，实行一种半威权主义的非普选民主。

除了超大国家规模、历史沿革和维护中共执政地位等显而易见的考虑以外，几十年来非洲、南亚诸多国家以及2011年春以来阿拉伯诸国乱局也表明，在经济发展尚欠火候，国家建设尚未完成，社会共识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匆匆实行西方式的一人一票、全民大选、政党竞争的民主，极可能使国家得不到稳定、经济得不到发展、社会得不到安定，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从而造成严重的治理问题，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乱。事实上，在许多实行西方式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选举作弊、官员腐败、族群分裂、经济停滞、政变不断、军事干政已是见怪不怪，国际媒体也早已对此产生审美疲劳，不多作报导了。不仅移植到非洲、南亚、西亚的西方式民主出现了严重弊端，一人一票、政党竞争式的民主就其本身而言也有政党恶斗、讨好选民、拉票买票、金钱操控等殊难克服的弊端。

推行非普选民主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1978年以前我国取得初步的工业化成就，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腾飞、社会进步和政治环境之宽松化和广义民主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大、政协和党代表大会等民主性组织形式之初具规模，各级权位终身制之根本废除，各级领导职位之实现和平更替，各级领导职位的年限之得到制度性限定……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一直处在民主化进程中，中国民主一直在向前推进。非常清楚的是，当今中国已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民主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这就使程序和制度意义上的非普选民主成为可能。

(责编：牛宁)